他说：“那……”
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
我看出他想说的是一一“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儿？”
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
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
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磕了绊了摔一跤。
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
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杯热茶。并插上电取暖气摆在他近前……
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
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
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
我也笑了笑……
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
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
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
“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
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
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加思索地说：“对于某些中国的骗子，前几年行骗的‘大好形势’，已经过去了。如果一个男子，仅仅是什么上将的独生子，对某些虚荣的女子并不够。关键还在于他的父亲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实权。如果已经死了，或者已经无实权在握，上将的儿子就远不如能将一个女子带出国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国女子眼里，就远比一个并不能将她们带出国的上将的独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将某些中国女子带出国是不是？”
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没那种念头儿，我十分警惕中国的爱虚荣的女子。你告诫她们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了我不要上她们的当受她们的骗。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我要谨防‘糖衣炮弹’呢！”
我也笑了。
我说：“对。您是得谨防着她们点儿。那个骗子行骗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可却是‘全方位’的。上将的独生子这是一种高贵的出身。作家是一种在中国仍较受尊敬的职业。近百万美元是一种优越物质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是许多中国男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对某些虚荣的女子，男子行骗的实力就相当强大了。不是什么‘糖衣炮弹’，简直是‘糖衣原子弹’了！而某些中国女子是很爱吃甜食的。”
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饮一口茶后，再问：“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个骗子非要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美国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而不反过来，说他是美国某名牌大学的正教授，日本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这两种说法，对于一个爱虚荣的中国女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么？”
我凝视看他的脸，咀嚼着他的话，忽然明白了──明白这日本老人，何以冒着大风来见我，何以对一篇比豆腐块儿大不了多少的“花边文章”感兴趣……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究竟那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更举足轻重？美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国人对中国人更具有心理亲和性？
他要由我获得到的，是最后这个“题中之题”的答案吧？
而我没思考过他的疑问。
我只好说：“也许由于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坚挺啊！”……
后来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原本想请他吃甲鱼。甲鱼当年四十多元一斤。我打算将炖甲鱼做为我请他的家宴的“压轴菜”。他一听，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我说：“一只几斤重的甲鱼，中国作家诚心请客还是完全买得起的。”
他说：“可是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寿龟啊！我怎么能自己吃自己呢？用你们中国话讲，这犯忌对吧？”
于是我向他解释：“甲鱼是甲鱼。龟是龟。中国人只吃甲鱼，很少吃龟。但是您既然觉得犯忌，那么‘压轴菜’就只好请您吃鸡啰？想当年，你们大日本的皇军，每到我们的一个村子就抢村民的鸡。你们日本人那么爱吃鸡？”
说者无意，闻者顿窘。
他一时竟默默无言起来，目光盯着电视看他未必就多么喜欢看的中国歌舞节目，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开口。
直至吃饭时，他才没头没脑他说了一句：“要是不曾发生过多好。”
我问：“什么事啊？”──以为他又提那一篇“花边文字”呢。
他低下头说：“日本侵华战争。”
许久未抬头。……
池田寿龟老先生，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我经由他而感到，某些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像，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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