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 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 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 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 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 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 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 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 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 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 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 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 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 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 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 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 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 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 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 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 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 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 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 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 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 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 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 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 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 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 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 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 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 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 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 ２月２４日。
汪精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 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１２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 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 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 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根据个人恩 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 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 什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 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 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 他倒是讲”道义”的，始终支持汪精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 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 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 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 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物中，比较冷静的，看出形势不妙，向 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 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色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 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抽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 果角儿再不出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根本就唱不成；那时 怎么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这个道理，听了这番警告，越觉得事不可 缓。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尽快将开锣戏先推了出去；在 “干部会议”中提出建议：２月２０日开”中央政治会议”；３月 ２６日”还都”。
于是，在２月１８那天，周佛海继汪精卫之后，坐了飘着 “太阳”标帜的军用机，飞到南京；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 ”还都筹备委员会”的”总干事”罗君强，亲自来接；上车进 城，直趋首都饭店。那时的南京，正是满目疮痍；而周佛海 还是劫后初见，因为自从搞和平运动以来，他一直住在纸醉 金迷的上海，从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日本军队干的这些好事！
当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车中，一直没有开 口；到得一处叫西流湾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罗君强懂得他的意思，随即问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谓”老屋”，其实还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 以后起造的。房子不大，却有一个地下室；当时高级住宅有 地下室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当”八一三事变”一起，日 本飞机轰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许多朋友，到周家来避难，有 的是搬了进来住；有的是晨至夕归；至于临时来逃警报的，更 是不知其数。
平时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 的有：朱绍良、李名扬。武的不谈政治、文的则对抗战前途， 多抱悲观，主张到了相当时机，结束中日事变。当举国都在 要求”抗战到底”，群情愤激之中，独有这一批人，在地下室 里，压低声音谈如何”和平”，因此，胡适之戏称周家是”低 调俱乐部”。
如今劫后重归，周佛海回想当年，主张和平亦不过等于 处士横议，在蒋委员长坚强的领导之下，这根本就是渺茫无 据的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虽然只是”局部和平”，但世事 的变幻莫测，也就足以令身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于无穷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罗君强用安慰的语气说道：”只 不过一片竹林没有了；我计划替你补植。” ”就算景色仍如当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这里饮酒 剧谈，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３月１９日，周佛海陪着汪精卫去谒了中山陵；回到首都 饭店，发现犬养健在等他，脸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极要紧的 话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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