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做小买卖、干手艺活，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对于这些东西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上级拨下来的用来养军马的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四
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军费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负担。承平之日，养兵之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需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实上军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皇帝来说最后同样占小便宜吃大亏。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腐败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精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惟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强国的炮兵相提并论，中国的炮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面前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战之时，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见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如清廷想象的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强。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
五
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第一条当然是吃空额。
军官吃空额，是中国军队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历代统治者都对之束手无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突发奇想，干脆将“吃空额”合法化，当成对军官的一种补贴。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将军们商量好，武官们除了国家给的俸银外，再公开规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额，叫“随粮”。直到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符大清体面，才改“随粮”为“养廉”。然而和地方上养廉银制度一样，武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专款而改变坐吃空粮的陋习，只是由合法变为非法，暗中照常进行。
清代后期，吃空额成了军队中公开的秘密。各级将领侵吞的兵饷是一笔永远也查不清的黑账。咸丰皇帝在1852年承认，“空额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第二条是如上所述的克扣军饷。
第三则是开展第三产业，大肆经商。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有的水师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军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绿营大量出租操场、牧场，以致各处校场长宽皆不足一里，不但大炮，连抬炮（一种两人使用的简陋火器）射击也无法进行。由于缺少场地和马匹，士兵训练次数大为减少，用鸟枪和火炮进行实弹射击的演习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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