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 、"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
的台湾。 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 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 、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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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 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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