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读书的岁月，在兄弟二人记忆中，可感可叹的都写在了两人后来的文章中。鲁迅颇简约，周作人则津津乐道。就自恋的程度说，弟弟很重，哥哥几乎了无痕迹。这是气质上的原因，或性格的因由。我读到鲁迅于《琐记》中所说的话，很感动于他冷静的态度，虽亦念念不忘于读《天演论》时的妙境，可苍然之态，还是流于笔端的。只是到了南京，他才真正感到，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陈腐之气不除，国人之态难有更新之日。
那时中国正处于民族灾难之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的失败，使国难日趋严重。对时事较为留意的周氏兄弟，朦胧的民族意识已渐渐萌生，家难国难，系于一身，远离故土，渐知新学，真情真义，能不苍然淋漓?
新的世界在慢慢地走来，他们似乎已听到了远边迟缓的历史足音。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一卷，5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4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3] 《知堂回想录》，1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4] 《知堂回想录》，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弟不久因病夭折。
[7] 《知堂回想录》，31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二卷，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11]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8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知堂回想录》，13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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