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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42)

  而周作人的默无声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着这种苦涩的预言么?读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庙中的僧侣,悠然平和之中,何尝没有大悲苦于斯?不过是没有跳入尘世,与俗界周旋而已。入世苦,逃世也苦,这是人生的无奈。我觉得周作人对人生幸福的怀疑,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1923年7月,他与哥哥分手后,曾写过《寻路的人》一文,读起来,便很有难言的苦涩: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但说起来去挣扎着,实际上并不敢像鲁迅那样决然地前行着。所以文字中有时又不免多一点遁世的逍遥。《雨天的书》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的语言看似平淡,但毕竟还可品出其中隐含的无奈与自娱。那时候他已与鲁迅分手几个月了,内心的创伤,也不必言说。家事国事系于一身,除了无奈中的自娱,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为他的写作状态,毫无俗态,至少那种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炼,殊难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状态,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浅薄的人做这种文章,易流于俗,而他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把苦涩的变成甜意,将阴郁转变为明快,不是高人,很难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种这样的调子,但决无周作人那样冲淡。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中沐浴数十年才会有的大境界。这恰好和鲁迅的风骨相互映照,耸立着两座奇异的峰峦。现代文人直面苦难时,都会遇到这两人的难题。他们无意之间,为后人应付人生困境,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范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病中的人,往往在与尘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么,想起一些什么。像他这样一种内向、敏感而又多学识的人,在那10个月的苦寂中,所获所得,是超过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小品,很惊异于他的大彻后的清雅肃寂,那是怎样哀怜隐痛的人间情怀。以往厉言正色的论述一时隐去了,乐观的理性勾勒也无迹可寻。在他那儿,猛然间冒出那么多感伤而冷静的咏叹,仿佛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谈吐之间,多佛道之气。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杂信》如同天上来文,清悠悠的文体里,散着妙理奇言。此前人们还没有看到他写过这样冲淡的文字,既无理趣的演义,又不是无边际的歌吟,那是从骨子里流出的人间真言,迷茫与感伤,哀叹与悲怜,均于此间散发着,流动着。

  这很类似于鲁迅在补树书屋那里抄古碑文的心境。虽无鲁迅那样黯然的绝望,但悲观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量地读起佛经,对释氏的兴趣忽地增长起来。查鲁迅日记,有下述记载: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刚至北京时,鲁迅书房里,也堆着大量的此类书籍。此时他忽地潜心阅读经书,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内心有苦,是确实的。《山中杂信》中,便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文字的背后响动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这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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