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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64)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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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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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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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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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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