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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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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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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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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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