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沫若觉得这些话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也替剧本“点醒了主题”。这恳切的批评使他又提起了精神，将《孔雀胆》重新润色了一番，并于二月下旬再度公演。
与前面几个剧本不同的是，《孔雀胆》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尽管作者如此坦然相告，重庆仍有许多神经过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找，有一位居然宣称找到了，他说作者“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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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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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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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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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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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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