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尼采强调自然的生成变化，亦非绝对。他同时也看重自然虚静的一面。阮籍和尼采都是喜欢静山深谷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山谷来象征理想的人格：
阮籍：“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达庄论》)
尼采：“我的灵魂宁静、清朗，如拂晓的群山。”(《尼采全集》第6卷第21页)“凡人抛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皆纳之于我们的深处……于是而重归澄澈。”(《快乐的知识》第378节)
超于善恶之外，这是一种宽阔如自然的胸怀，反而是最大的善。用阮籍的话来说，就是“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大人先生传》)尼采则名之为“赠与的道德”，并且用十分相似的语言说：“你们强使万物归于己，藏于己，以使其再从你们的渊源退涌，作为你们的爱的赠礼。”精神因之成为“万物的施恩者”。(《尼采全集》第6卷第110、111页)
生命原是秉之于自然的东西，违背自然的伦理必然残害生命。所以，阮籍和尼采都把他们的伦理批判的重点放在伦理之残害生命上。
阮籍说：“明著是非者危与身。”(《达庄论》)“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传》)
尼采说：“怎么，伦理本身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吗?不会是一种求死灭的隐秘天性吗?不会是一种颓废、没落、诽谤的原则吗?不会是一种末路的开始吗?因此不会是一切危险中的危险吗?”(《自我批判的尝试》第5节)
一种违背自然的道德内在地包含着虚伪，而在其流行过程中果然演为伪善，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和损人利己的掩饰。中国的儒家道德和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无不如此。魏晋之际，人们对儒家名教普遍丧失信仰，这是重要原因之一。魏晋以孝治天下，其实伦理只是消灭政敌的方便借口罢了。阮籍在《咏怀诗》中讽刺了当时儒生的伪善面目：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尼采对于基督教道德的伪善也多有揭露，而且与阮籍的揭露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阮籍：“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达庄论》)
尼采：“真的，我不爱他们，这些同情的人们，他们以同情为乐!他们太缺乏羞耻。假如我必须同情，我不愿被人称道。假如我被人称道，我宁肯远离。我宁肯蒙面而遁，在被人认出之前!”(《尼采全集》第6卷第127页)
阮籍：“克己以为人者，廓外之仁也。”(《达庄论》)
尼采：“我的经验给我以这种权利，去怀疑一切所谓‘无私’的倾向，去怀疑随时都准备以言行去救助人的整个‘邻人爱’。”(《看哪，这人》：《我为何如此智慧》第4节)
阮籍：“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湾者，诽谤之属也。”(《达庄论》)
尼采：道德家们“凭借这种思想才能忍受生活，即要每个人一看见他们的德行便立即生出对自己的蔑视。”(《尼采全集》第5卷第179页)“他们想以他们的德行抉出他们的仇敌的眼睛;他们抬高自己，为的是卑辱别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137页)
假道学不能要，真正的礼教要不要?在阮籍的文章里，例如《通易论》、《乐论》里，我们可以读到儒家的一些套话，诸如“守尊卑之制”、“礼乐外内”之类。阮籍不让他的儿子学他背礼抗俗的榜样，这也常常被看作他内心相信礼教的例证。阮籍对于礼教的态度的确是矛盾的，他的任诞放达也确有不得已之处。没有一定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人就无法过起码的社会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其实，尼采对于道德的态度又何尝不是矛盾的?他一则说：“人只有凭借一种绝对非道德的思想方式才能生活。”(《尼采全集》第13卷第102页)一则又说：“在道德之外生活是不可能的。”(《尼采全集》第11卷第200页)一则说：“世界不能忍受道德的解释。”(《尼采全集》第16卷第262页)一则又说：道德是“使人能够忍受自己的唯一解释方案”。(《尼采全集》第15卷第343页)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离不开道德。作为自然的存在物，道德在人性中又无终极的根据。但在悲剧意识觉醒的时代，人的社会根基发生根本的动摇，好像被从社会这个家中抛了出来，无家可归，陷入自然的虚无本体之中，因而最能深切地体验到一种原始的痛苦。从总的倾向看，阮籍和尼采在这种悲剧意识的支配下，对于伦理的人生态度是持否定立场的。
魏晋名士继承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和“绝圣弃智”的思想，对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明持批判态度，向往远古淳朴的民风。阮籍说：“智慧扰物”《乐论》，“作智造巧者害于物”(《达庄论》)，他要求“归虚反真”(《老子赞》)。嵇康也提倡：“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尼采则在资本主义精神危机渐露端倪的时代，对科学理性和现代文明展开了激烈批判。他认为，科学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为人生提供一个目标，不能达到存在的深不可测的渊源。然而，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理性取得了支配地位，人们凭概念指导生活，贪得无厌地追求技术发明和物质繁荣，既否定了艺术，又虚度了人生。尤其是在现代，欧洲人盲目追求财富，令人窒息地匆忙“工作”，丧失了精神性。尼采说：“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尼采全集》第5卷第60页)“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宁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起良心的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生活着。”这种情形会“扼杀一切教养和高尚趣味”。(《尼采全集》第5卷第249页)而在“工厂奴隶制度”下，人们成为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当了人类发明技巧上的弥缝物，被消磨了一生。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外在事物的目的上牺牲了多少内心价值”。(《朝霞》第206节)很显然，尽管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但是在反对人“害于物”、受外物支配的异化状态这一点上，尼采和阮籍是一致的，而这种异化状态则是功利的人生态度的必然结果。
我们已经说明，悲剧意识必定反对伦理和功利的人生态度。同时，宗教否定人生的立场也同悲剧意识不能相容。既看到人生的悲剧性一面，又要肯定人生，所能采取的就只有审美的人生态度了。
这个结论在尼采那里具有自觉的形式。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比较了三种人生观，认为印度的出世和罗马的极端世俗化均是迷途，唯有希腊人的审美化的人生才是正道。他指出，正是希腊人生命本能的健全，丰盈，对生命的热爱，使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悲剧性质，有更深沉的痛苦;正是从这深沉的痛苦，出于生命自卫的需要，产生了他们对于美、节庆、快乐、艺术的不断增长的渴望。尼采认为一切艺术根源于日神和酒神二元冲动，日神冲动“以歌颂现象的永恒光荣来克服个人的苦恼，用美战胜生命固有的痛苦”，表现于史诗和造型艺术之中;酒神冲动则通过审美的陶醉使人同“属于事物之基础的生命”息息相通，获得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表现于音乐和悲剧之中。人生审美化的必要性，正出自人生的悲剧性。世界本无意义，人生本无一种有意义的世界背景，可是，倘若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就会肯定人生的全部，因为连最悲惨的人生宿命也具有一种悲剧的审美意义。在尼采看来，艺术和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一个深切体会到人生悲剧性的人抵御悲观主义的唯一手段。所以，他一再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我们总还感到生存是可以忍受的。”(《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第1节)后来他还明确地表示：审美的评价是“《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的评价”;“我的天性，那种保卫生命的天性，在这本激昂的著作里反对了伦理，为它自己创造出一种对人生根本相反的学说和评价，一种纯粹艺术的和反基督教的评价。”(《自我批判的尝试》第5节)他把这种人生态度命名为酒神精神。反言之，酒神精神就是把悲剧性的人生当作一种审美现象加以肯定的态度，也就是一种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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