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业主体改革派”的意见，吴敬琏认为，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产权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相反，厉以宁则对“整体协调改革派”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吴敬琏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1986年5月，他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184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意见，中央决策层表现得摇摆不定。185厉以宁被要求先在重庆、苏南和上海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实验，而吴敬琏的方案在6月份的国务院会议上先被肯定，后遭搁置。两大改革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这场论战，在改革史上影响深远。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他们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厉以宁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企业主体在产权意义上被彻底解放出来之后，自然会对政策环境产生巨大的变革冲击，宏观经济的市场化任务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吴敬琏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通过行政性集权的方式推进宏观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造，经济改革的任务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们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吴敬琏、厉以宁基本上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内思考出路，而波兰人布鲁斯早在1979年就告诫过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在1988年秋冬之际，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轮经济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
在经历了十年的复苏性成长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民间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更趋紧张，全国物价出现失控式的上涨。与此同时，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彻底暴露，非法倒卖物资的活动猖獗，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在险象环生之际，决策层接受吴敬琏等人“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意见，决意冒险“闯关”，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中国告别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关键性一役，若此战成功，则意味着国家把定价权还给了市场，随着价格管制的彻底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将无凭借之地。从更广泛的范畴来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这时起步，1988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宣布“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火苗在最基层的农村点燃，在很多人士的规划中，若农村民主选举初见成效，则可由下而上，更进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经济及政治上的“闯关”并不仅仅发生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展开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而在东欧地区则爆发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运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蒋经国于1986年年底宣布开放党禁和报禁，国民党即将告别独裁年代。
在这样的宏观视野中，我们不难掂量出“物价闯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尽管当时的决策者并未有如此纵深的意识。
闯关从6月份开始，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后2年微调，计划5年内物价总计上升70%到90%，工资上升90%到100%。”
这一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1992年为1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造成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据《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事件之一。在技术层面上，此次失利与40年前的金圆券改革颇可前后参照，它们都因为对民众的“非理性预期”估计不足，而导致政策上的“速败”，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使得很多在当时已经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题拖延下来，有的甚至是无限期地拖延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闯关”失利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过。
1988年之后，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全国上下弥漫着沉闷的紧张空气。1989年春夏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动荡。一直到1992年前后，经济才逐渐走出低谷，而之后的改革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阴郁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国经济却迅猛发展，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就全球产业经济的衍变而言，中国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传统制造业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里，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运动。中国非常敏锐及“凑巧”地抓住了这一“时间窗口”，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劳动力、土地、税收及环境成本的优势完成了一次后发性的增长。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无疑是最早、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历代经济变革而言，20世纪80年代堪与西汉“文景”、唐初贞观以及民国初期相比，是国史上少数的民营经济得到鼓励发展之时期，到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的总数超过1500万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国总值的1/3，实现利润265.3亿元，超过了国有企业体系的246亿元。随着民间财富增加和有产者阶层的再度归来，中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炽烈，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可以像时间一样衡量一切价值。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淡化，民间流传谚语“摆了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到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离职经商。在“均贫”格局被打破的同时，贫富差距开始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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