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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漫话·杜甫心影录_黄绅【完结】(32)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江水东流,原是大自然的伟力在起作用,荒唐的厌胜之法,又怎么能够阻挡?如今灌口被水冲垮,百姓化为鱼鳖,可见被蜀人妄夸的石犀“神灵”,实已无能为力,只有对着眼前被洪水破坏的景象,低头羞愧的份儿。“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李冰原作五头石犀,但到此时已只剩下二头,其余三头被江水带走,不知去向,或许早已损毁。照此下去,连这侥幸留下的二头,也难免会被冲走、被毁掉。既然这些石犀在洪水的冲击下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够为人厌胜呢?在此,杜甫以寥寥数句,通过对石犀的揶揄,便将其厌胜的诞妄辛辣深刻地揭示出来。

  要能制伏江水的泛滥,惟一真正有用的办法,还是像李冰当年那样,“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只有通过人的力量,才能战胜自然的灾害。“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厌胜只是一种诡怪之举,决不应让它干扰人谋,淆民视听。那些无用的石犀,就由它被江水冲走吧。“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在杜甫看来,国步多艰,天灾屡现,民不聊生,都由人事的舛错所致。修筑堤防,只是用以挡住洪水的随时补救之方,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灾患不生,得元气调和,而这又取决于朝廷的政通人和,只有这样,才能图之未形,防患未然,而石犀之类的厌胜之物,也就无从欺世惑众了。故诗人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安得壮士提天网,再平水土犀奔忙!”

  这既是诗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叹。所谓“安得”,言外之意,当时朝廷实在并没有这种能够提举天纲、治理政事、摒除诞妄、匡时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滥之时,肃宗为庆祝他的生日,“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二年)。在同一个时候,京城中为皇帝祝寿的嬉闹声,和蜀中因失去家园的哭祷声,遥遥呼应;大明宫中的菩萨,和岷江边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这首诗所讥讽、所谴责的就不仅仅是石犀厌胜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如何治水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几头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种将人的命运寄托于神灵保祐的厌胜式的心理和行为,却依然存在,即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对此也无可奈何。九百年后,金圣叹读杜诗,曾发出这样的叹喟:“是年无霖雨,水不损户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吴、越淫祠,几与民居交半错处,我欲尽毁,而愚俗震骇。聊托于此,幸后之大力贤人,有以救之也!”(《杜诗解》)这正是杜诗的光彩,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情爱

  情爱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有这么一篇对话:公元前四世纪,悲剧家阿迦通的作品上演成功,于是邀请哲学家苏格拉底、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医学家厄里什马克、诡辩派修辞家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等人聚会欢饮,席间在座的人依次作一篇爱神的礼赞。这篇题为《会饮》的对话,颇能表现当时希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几种流行的对于爱情的看法。

  阿里斯托芬提出:爱情的实质是人类由分而合的欲望的实现,“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而苏格拉底更进一步认为:“爱情就是想凡是好的东西永远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个欲望。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爱情的一个目的。”这样,追求爱情成了回忆理念的一种形式,爱神成了哲学家。但是对形而上学比较隔膜的中国古人,对爱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感受,尽管受到许多礼教戒条的限制和禁锢,情爱的世界始终只受感情的支配。希腊神话中有阿佛洛狄忒,罗马神话中有维纳斯。在西方,爱神是诸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是不朽的真神,用阿迦通的话说,爱神“永远年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素来缺乏对神的坚定信仰。因爱神不像财神、土地神那样急需,所以也就没人去创造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可见中国古人也不像斐德若那样,认为爱神是人类幸福的来源,任何力量都不能与之相比。

  由于中西在文化和认识上的这些不同,当爱情遭到死神的威胁、摧残时,西方人还是那么充实、那么热情。英国诗人丁尼生在悼念一位朋友时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总是真的:/在痛楚最深之时我仍感到了它:/虽然失去,毕竟曾经爱过,/比从未爱过要好上许多。”这几句诗,也很能代表西方人在失去情人时的心情。勃朗宁夫人更是骄傲地宣告:“假如上帝愿意,请为我作主和见证:/在我死后,我必将爱你更深,更深!”(《十四行诗》)而在中国,随同死亡前来的,常是一种人世空幻感,以及生者无限的怅恨。明末名士冒襄和秦淮丽人董小宛情意深厚,小宛一死,冒襄便惊呼:“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影梅庵忆语》)脂砚斋评《红楼梦》,曾作过一首诗:“浮生着堪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载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如果仅就表现情爱的空幻,以及由此产生的怅惘而言,杜甫在肃宗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的《石镜》、《琴台》二诗,实已开了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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