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六日，谭妾来到省城，桂良也派官员迎接，还送了八道菜，几乎无人不在心里笑话他。昔日我无罪，他欲置我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的怨恨；现在我拜倒辕门，他又礼貌有加。一副面皮，顷刻变换，就像舞台上的戏子一般。
盘缠是肯定不够的了。我在保定住了将近二十天，将房租、应酬、仆从舆马之需、送礼门包之费全部结算完毕后，竟无法上路成行。崇厚送来一部“《毛诗》”（就是三百两），可以算得上一份厚礼，可是仍然不够。于是写信给代理冀州知州的卞子城，向他借银二百两。卞子城是卞光河方伯的长子，光河和我是换帖的兄弟，一起当京官时，光河几次向我借一二百两，有时还有时不还，我从未讨要过。卞子城的弟弟卞宝第在陕西捐纳主事，捐项差一百多两，也是我垫的，至今他都没有寄还给我。我因为和他们家有这种交情，所以才写信向他借钱；我想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肥缺，二百两应该不会推却吧。没想到他却回信说自己怎么怎么穷，就寄了一百两过来，这不是太薄情寡义了吗？本想交给来人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又担心事后留下痕迹。而且现在行囊空空，也争不起这个气，只得留下，等将来到任后还他就是了。
我告辞上路，桂良派两名戈什送我到井陉交界处，可算是周到了。我在途中也就此写信向他汇报行踪，糊弄糊弄他。
到山西平定州，山晋巡抚王雁汀派专差来接，想请我到省城，我以带着家眷绕道省城不方便为由谢绝了。雁汀与藩司恒福各送了我一百两作为路费。
腊月二十八日，我到潼关过年，关尹是顾古生，关道是同年蔡小石。
[1]“土仪”，即用来送礼的土特产。
[2]“制台”，清代总督的别称。
1857年咸丰七年
六月，云南回民起义，云贵总督恒春自杀，吴振棫接任云贵总督。
十月，捻军进入河南，京师震动。
十一月，向荣大将张国梁收复镇江、瓜州。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两广总督叶名琛。
再任甘藩
上梁不正下梁歪
正月初二，我从潼关起身，到华阴庙暂住。初六到西安，住在粉巷大公馆。巡抚谭廷襄、藩司司徒照、臬司林扬祖都来拜访。粮道黄立诚，是我妻子的族人；盐道麟石峰，是在河南时的旧同事；同知毛季海，是我的乡试同年；山长李铁梅、王萃珊，是会试同年。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逐日宴会，没完没了。一直逗留到二十一日才起身赴甘肃。临走时，司徒照和林扬祖两位同年，各送了我一百两路费。
邵夫人的母亲还健在，我去探望过两次，送上北京带来的土特产。邵夫人的兄弟子侄都在西安，有的做师爷，有的做着小官。相别七年中，我两次被人陷害，可是他们见面后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冷漠。我当年在陕西时，曾大力提携邵伯崇，给过他很多资助，可这些事情他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看在邵夫人面上，不和他们计较，仍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伯崇的侄子邵坤因收受贿赂被参劾，巡抚和臬司都有意将他革职，幸好我到了西安，才将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二月初八，到达兰州。十三日，接印视事。甘肃对于我来说是故地重游，下属也多半相识。我将大堂上的对联换了一副：“兰省喜重经，六载复承新雨露；樗材惭莫补，寸心犹懔旧冰渊。”
陕甘总督乐斌是镶红旗人。乐斌二十五岁时还整天无所事事，他的一个族人任杀虎口副将，没有儿子，因为乐斌长相英俊、身材魁梧，很得副将喜欢，就将他过继过去。副将死后，乐斌就袭任佐领，在京中八旗营中当差。因为长得一副好皮囊，脑袋瓜子也很机灵，手脚又勤快，没过几年就升为协领，本旗的都统王公都很喜欢他。乐斌和通州的花户及仓书都玩得很好，所以每次他们旗里领甲米的时候，领的米都比别的旗好，本旗人都啧啧称叹。乐斌又从甲米中提出若干，送给仓书和斗级——这样也就皆大欢喜。乐斌又与刑部的看门人、监狱看守来往密切，遇有仓场或者旗人的官司交部讯问，乐斌就与监狱看守、书吏关说照应，打听消息，帮助打点。收了被告的钱财，乐斌就和监狱看守平分，日积月累也捞了不少好处。乐斌用这些钱讨好上司，交接同僚，很快就坐上了盛京副都统的位置，奉旨赴西藏迎接呼毕勒罕，转眼就升为成都将军，并代理四川总督。
乐斌对公事是一窍不通。每天接见下属时，闲话很多，尤其喜欢讲黄段子，讲起来总是眉飞色舞。至于奏折和文案，全部交给幕友彭沛霖，而彭沛霖也就借此招摇撞骗，兰州官员也都竞相讨好巴结他。
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员和祥以及同知章桂文结成兄弟，登堂拜母，抱成一团。早在乐斌由副都统升任乌鲁木齐都统时，任镇迪道的和祥就成了他的属下。和祥打听得知乐斌有一个仆人叫陈二，乐斌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和祥就和陈二结拜为弟兄，并通过陈二拜在乐斌门下，成为乐斌的门生。乐斌由成都将军调任陝甘总督后，和祥因克减军饷被手下的旗兵在胜保面前告了，交给乌鲁木齐都统阿什珲布讯问。结案后，和祥被降调，他派专人到京城捐了一笔款，得以复职，被调到甘肃。乐斌说他会铸大钱、开铜矿，就奏请朝廷把他留在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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