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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18)

  胡适到苏俄是1926年,苏俄教育尚未改变,他自己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70]两年后胡适的老师杜威访问苏俄,仍然“大夸许苏俄教育”。[71]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上,一向反对专制的胡适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这让他的许多朋友不解。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72]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这是胡适性格中感情一面暗藏激进的又一次表露,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也可见胡适那时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有多远。[73]

  这样一种观念的巨变,显然与胡适对苏联现象的现场观察直接相关。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74]

  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人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

  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时候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75]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

  其实胡适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当时给张慰慈写信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他也确曾把经苏俄回国作为一种选择,并说:“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愿望是存在的。当然,对中共而言,两次试图增强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为后来其不欣赏胡适的伏笔。

  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77]

  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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