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汪孟邹因接手《甲寅》的销售工作，致信胡适，请他代催在美各大学寄售《甲寅》书款，顺便寄赠《青年杂志》创刊号一册，并告称“乃炼（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转达了陈向他约稿之意：“拟请吾兄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至祷感幸！”[46]两个月后，汪又寄上《青年杂志》第2、3号，催促胡适：“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下一封信又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陈独秀对胡适期望如此殷切，求贤若渴，实在令人感动。
胡适当时正忙于准备博士论文，同时又与梅光迪等人争论文学革命问题，无暇他顾，但无奈年长老友（汪大胡13岁）特别是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的再三催促，就在次年2月初，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并在信中向陈披露了“创造新文学”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作老祖宗新文学可言也。”[47]
因《青年杂志》改名纠纷，陈独秀对胡适这一封信的答复拖到即将出版《新青年》第2卷第1号的时候——8月13日（1916年）寄出，一开始就表示“罪甚罪甚”，并通知他《决斗》发表于此期；因对中国社会弊端及改革有同感，再次表示仰望之情：“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飨国人耶？”——这里，二人再次表示了借助西方文明，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的意向。
在苦等上述陈独秀第一封回信而未到之时，胡适翻阅手头的《青年杂志》，看到陈独秀写的《欧洲文艺史谭》和与张永言谈欧洲文艺发展史的通信，犹如孤旅苦战中遇到援兵，又触发他8月21日给陈写信的冲动。因为陈在文章和通信中，讲述了欧洲文艺史的发展，恰与胡适讲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谋而合，都是“文学革命史”。
陈认为欧洲文艺的发展是从古典主义进到理想主义，再进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其复古保守之病，与中国相通：“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文学，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主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48]
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论证欧洲文艺为什么有这样的变革时说：“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49]由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反映和歌颂这样的时代变迁，因此，“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50]
胡适在给陈的信中，另一方面欣喜在美国“苦斗”中终于在国内找到了第一个知音，赞赏地说：“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更钦佩“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另一方面猛烈批判“今日之文学腐败极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他还用杜甫、屈原等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又直言指出《青年杂志》第3号上发表的谢无量的长篇诗作《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用古典套语一百”，而陈独秀以“记者按语”却赞其为“希世之音”：“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良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欸，于此征也。”胡适说陈：一面在与张永言的答信中，主张写实主义，一面又如此恭维谢的诗，是“自相矛盾之诮”（胡适后来说：陈“也承认他矛盾”）。陈在回信中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但又解释因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太少，本志文艺栏“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
胡适信的最后，郑重推出其在美国屡遭反对的文学革命八条主张：“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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