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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30)

  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此前的那种消极悲观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91]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新文化阵营分裂后,随感录的稿子少了,陈独秀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92]

  陈独秀讲的是当时的实情。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开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随感录,全部署名“独秀”,好孤独呵!所以才有上述呼吁。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从以上陈独秀与诸位新文化运动干将看,每位干将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识,陈独秀则能充分发挥、运用、呵护每个成员的专长,向旧文化的腐朽领域攻击,从而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陈独秀自1902年加入青年会起,可以说是一个终身革命家,教育革命也是他一贯的追求。他认为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93]所以,教育对象不仅是青年学生,而是全社会人。因此,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是十分宽泛的,既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它的具体形式。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一生都在从事教育革命。谁能说他著书作文、办报办刊、组织社团政党、进行革命宣传和斗争等,不是在教育人甚至教育全体中国人呢?他大半生的精力花在“改造国民性上”,这是最伟大的教育工作。他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教育革命。所以,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伟大的教育革命家。实际上,他的教育革命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动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就明确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针》。

  就学校教育而言,陈独秀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早在1905年、1906年,他就主持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为安徽公学,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在两校任教,进行教学改革并为革命活动服务。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期,他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教务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其为北大文科学长时称其校长),再次推行教育改革,为保守派所阻,最后甚至被保守派策动的学生所驱逐。当时该校后继教务主任周越然生动地回忆说:

  溥泉先生的继独秀先生而为皖高等教务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没有人才,实在是本省人才不敢应召的缘故,陈独秀是被学生赶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师严几道(复)也是被赶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学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对付,独秀先生的离去高校,全为学生要求不遂。据说当时他与学生代表最后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末,你太野蛮了。

  (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于是,喊打之声四起;同时,全校电灯熄灭,变成黑暗世界。独秀先生到底是活泼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钧一发”喊打未打之际,无影无踪的脱离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独秀先生辞职,教务由郑某代理,不久,郑某辞职而由溥泉继任,暑假前溥泉又辞职返,教务由我主任。[94]

  陈独秀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驱逐,这是第一次,下面讲到,以后还有两次。可见教育界保守势力之大,教育革命之艰难。原因很简单,教育革命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社会革命不成功,单独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为革命家又怎么能不关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呼号,就实践。这时,他主编《新青年》,继而又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然积极推行。

  如前所述,陈独秀从小就厌恶旧传统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抵制为了参加科举、当官而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文。科举废除后,这种为了升官发财而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养成所”。所以,陈独秀首先从教育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教育与青年成长的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彻底否定旧教育,提倡新教育。他痛切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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