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
1918年1月19日，陈独秀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该会入会标准是，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再加二戒，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6月，进德会选举评议员，蔡元培212票，陈独秀152票，章士钊111票，王宠惠81票，沈尹默、刘师培31票当选。
1918年2月，陈独秀支持胡适等人发起的“成美学会”，捐款120元。该会目的是“协助德智优秀，身体健壮，自费无力的国立大学生”，为国家增进人才。
6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蔡元培），对入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9月25日，为加强宣传法兰西文明，推动北大的编译工作，陈独秀参加北大编译处会议，议定陈独秀、胡适代表该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翻译事项。
同时，陈独秀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学生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早在1917年秋就“纯由觉悟而结合”，并想创办类似《新青年》的文学杂志，但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难，求助于学长陈独秀。陈给予了出乎他们意料的热情支持，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101]于是，1918年11月19日，他们先成立“新潮社”，后来请胡适任顾问。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给予支持，拨出一间房作“新潮社”办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由于该杂志完全支持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行三条指导原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很快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伙伴，受到广大先进青年的热烈欢迎。而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也就成为陈独秀、《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直接培养的第一批“新青年”，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学术界、政治界的重镇，兹列几位如下。
傅斯年：历史学家和通俗作家，后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罗家伦：历史学家、教育家、通俗作家，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顾颉刚：历史学家
毛子水：教育家、历史学家
江绍源：教育家、宗教史学家
汪敬熙：作家、心理学和生理学家
何思源：教育家，曾任山东省主席、北平市长
俞平伯：散文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郭绍虞：作家、考据史家
孙伏园：作家、编辑家
张申甫：哲学家，早期中共党员、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
叶圣陶：作家、诗人、教育家
冯友兰：哲学家
朱自清：散文作家、诗人
此外，还有段锡朋、许德珩等没有参加“新潮社”的其他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些知识精英，虽然后来政治态度和党派不同，不少人先后还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对立面。如黄侃在课堂上似泼妇骂街那样攻击新文化时，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曾跟随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时，陈独秀一度怀疑他们是“奸细”。后来他们又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健将。这种在文化与政治两个不同领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见的现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在当时北洋军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传统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进行教育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以上的成果，是与蔡元培的支持分不开的。而蔡元培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推行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实现的。北大原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堡垒，封建专制主义对别的思想文化是不允许“容”与“包”的。蔡元培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既长北大，实行改革，自然要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02]正是在这种方针下，北大在这次改革中，虽然也引进了一些旧学人士，但是更引进了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派，并以文科为重点进行改革，进而对全校进行改造。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北大这个以腐败、堕落、落后而闻名的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一个注重研究学问、学术空气活跃而又浓厚的中国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所以，蔡元培的这个方针，对陈独秀的新文化派起了保护、支持的作用。
为此，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陈独秀感言说：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陈独秀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03]这里讲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就是新文化运动及其在北京大学的试验。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