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元培与陈独秀改革北大、民主办校，还有不少故事，这里只举一例。
据当时在北大英文学门（即英文系）上学的许德珩回忆：陈独秀来北大之前，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了，因为他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的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104]
真是不打不相识，他们二人以后的关系很好，下面有所叙述。
传统党史为了政治需要丑化陈独秀，往往把陈独秀描写成爱发火、拍桌子、训人骂人那样的“家长主义”，“凶神恶煞”。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讲理，也很风趣的人。前述陈独秀与黄侃的调侃，对沈尹默字的评论，都是如此。冯友兰也说过一个故事：“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后，我们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105]
1918年夏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前排右三为陈独秀，右二为梁漱溟
沈尹默这个人也很有意思。陈独秀对他写的字，上门直率恶评，促使他狠练书法，对陈感激一辈子。胡适与他没有交恶，他却把胡适说成是不肖之徒：“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他说有个叫陈仲恕的人，“震于胡适之声名”，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就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又说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做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做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106]
沈先生攻其一点，否定全人，没有看到胡适确有“大学问家”的一面，可见评人之难。当时在这个新文化阵营中，胡适除了陈独秀这位“伯乐”之外，与其他人如鲁迅（“武器库门上拈小纸条”比喻）、钱玄同、刘半农（关于“王敬轩的双簧戏”及瞧不起刘半农当时没有留过学）、沈尹默等人的关系都不好。似乎在人际关系上，胡适有点傲气和霸气。自然，这里也有中国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轻。但陈独秀则相反，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容讨论”的霸气，在人际关系上，却能团结各种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也暗藏着将来陈独秀一走，《新青年》阵营必然分裂的危机。
培育一代“新青年”
从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了四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处；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于是，这个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一股冲击波。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等）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根本性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这一代人，除了《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他们在发起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自己的世界观也得到了转变）、《新青年》和后来《每周评论》的作者群〔《新青年》虽然是一个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编辑部成员撰写，但也发表了不少编辑部以外作者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1～9卷共54号上公布的读者来信，就有109封，扣除重复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读者（有的是以学校集体或其他团体名义写的信，如此就不止88人了）〕，及上述北京大学和北京直接受到教育的学生以外，像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彭述之，湖北的恽代英，天津及随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礼。
据统计，《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初期的1000册，1917年以后发展到一万五六千册。[107]而从以下毛泽东及周恩来的叙述中可知，一本杂志往往不是一人阅读，而是转辗传阅。那么，全国各地有多少万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想象是相当的可观了。许多读者受到思想启蒙后，情不自禁地发出心底的激动，称陈独秀《新青年》为“思想界的明星”“金针”“药石”“良师益友”，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108]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所以说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新时代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是绝不为过的。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内部讲话中，面对中共夺取政权的第一代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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