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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43)

  首先是当时的舆论重镇《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先后推出他自己化名伧父写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评判》译文。

  杜的《迷》文,对新文化深表不满,而对“君道臣纲,名教纲常”赞叹不已,认为以儒家为主的吾国“固有文明”是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标准和“国基”,是决不能移易的;攻击自西洋学说输入以来破坏吾国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标准,造成国事之丧失,精神之破产,人心之迷乱。所以他恶毒攻击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战国秦始皇、今之欧洲德意志主义那样,对文化进行“统整”,“以强力压倒一切之主义主张”,以恢复“君道臣纲,名教纲常”的“国基”。[155]

  《功利主义与学术》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功利主义,于中国文明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最大罪状是崇欧美而败先贤。《中西文化评判》[156]主要引用德人台里乌司氏对中国当时大儒家辜鸿铭(即胡氏,时在德国)所著《春秋大义》的称赞,承认孔子伦理优越于西洋文明,德国的君主制优越于美国的民主制。

  对于以上三文,陈独秀首先于1918年9月15日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提出16个问题进行质疑。杜亚泉在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记者质问》,进行辩解,却对多数质问不做回答。于是,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予以严正批驳。

  针对杜亚泉一面称颂儒家伦理,一面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帝制复辟派、不认辜鸿铭为同志的虚伪心理,陈独秀指出:“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辜鸿铭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张勋所言所行,亦尊君也:当然可作一联带关系。此数者,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乃其共性。”

  关于功利主义,陈独秀指出:“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功利主义,在形式上虽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时产生,其相互关系之深,应为稍有欧洲文明史之常识者的同认也。”论证了杜亚泉是借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民主共和、反对进化、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质。

  对于杜亚泉呼吁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文化,陈独秀指出:“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徵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独尊一说,以统一学术思想,是“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其“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

  此外,陈独秀揭批了杜亚泉用中国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义”篡改近代“民主主义”的无知妄说,指出民主与民本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政治原理绝没有民主主义。所谓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实行“仁政”,给民些“恩赐惠施”,民则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而民主则是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载诸宪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属于全国人民,即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所以民主与民本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随杜亚泉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旧派人物翻译家林纾也跳出来,向新文化派发起疯狂攻击。林当时年垂七十,博学多才,通几国外语,应该是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早年曾有爱国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遗民”“清室举人”自居,一直留着辫子,并在致蔡元培信中公开声称“今笃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坏。他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157]竭力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为首的一班人。《荆生》中,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在古代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适,“胡”与“狄”都有蛮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适”,据《论语气·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之舆比。”)和金心异(钱玄同,“钱”与“金”同义,“同”与“异”反义)三人,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倡白话,废文字,诋毁孔子伦常,被伟丈夫荆生听见,把这班人痛加殴打。《妖梦》说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某人梦见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非圣非贤,后来被一个食过太阳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荆生”和那个怪物,暗指当时崇拜林纾的皖系实力派人物徐树铮将军。这两篇小说,言语污秽,暴露了他们要求军阀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险恶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在徐树铮主持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对新文学和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发起攻击,指责北大“复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予还击,指出北大教员不曾以“复孔孟”教授学生;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宜的言论,并非以孔子为敌;北大课卷仍皆用文言,但讲解古书必赖白话。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捍卫了新文化运动,信的最后,宣布了他在北大办学的两大著名主张:一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为“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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