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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80)

  据这个材料和当时广州“共产党”中7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刘石心的回忆,陈独秀到粤时,广州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所以,维经斯基及两个俄国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广州建立了共产党是不对的。陈独秀到粤后,就以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工作。陈对谭平山等人说:“到广东后,听了你们的介绍,也从别的朋友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曾有这样的设想: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经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177]谭平山等人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年春,成立了共产党。党员开始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个俄国人也转了过来。最初的书记是陈独秀,不久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随后整顿青年团,清除无政府主义者。从此,广东的革命状况为之一新。

  陈独秀在建立广东共产党和重组青年团的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对方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据当时北京政府打入北京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探给北京军警头目王怀庆的密报称,1921年3月11日北京互助团开会时,黄凌霜报告广州区声白给他的信说:“本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乃吾人在粤曾为一度开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178]于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179]

  广东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就把广东教育工作与党的工作——主要是推广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广东掀起了一场震撼各界的革命。为此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改革教育计划: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绝对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实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被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

  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180]

  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可以看出,他真是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并且把这些改革措施,多纳入广东共产党的工作之中,具体如下。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元,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实际上是要把它办成广东省共产党的一所党校。该所学员从社会青年中招收,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组织骨干。养成所由陈独秀去后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宣传部领导,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陈公博为校长,陈独秀有时也到校讲课。这年广东共产党向中央报告说:“这个学校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关,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181]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1921年2月10日,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182]陈独秀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帮助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他尤其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的工作。广州的河南机器总会机器工人开办补习学校时,陈独秀为董事,谭平山为董事长。在陈独秀和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了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此外,他们还注意“向农民进行宣传”,党员褚诺晨曾创办《新农村》,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83]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势力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从上海调来沈玄庐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并且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注意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时的教育革命思想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五四前期,他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化论思想出发,在中西对比中,感到中国一切都不如西方,“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因此力主“取法西洋教育”。[184]现在,他则对中西教育都能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式的”,“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多”。[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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