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说1923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及其他类似文章、讲话和报告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是误解，最有力的证明是从1923年、1924年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开始，陈独秀就旗帜鲜明地、不屈不挠坚持对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批评的态度，起到了如陈所说的“督战者”的作用。
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现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后第五天，他们二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广大工农群众，“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76]
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其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这时，共产国际主要从苏俄的利益出发，陈独秀中共中央主要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矛盾，开始明朗起来。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推翻反苏俄的北洋政府。
这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也是同中有异：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反对北伐战争，又反对革命低潮时期的农村武装割据。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旧政权，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更坚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武装割据。这种差异长期以来被视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重视武装斗争，陈独秀轻视武装斗争，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这又成为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陈独秀只是教条主义地看待欧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准备时期，也要坚持武装斗争。以后的历史也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
不过，革命应该依靠工农群众，不能依靠军阀甲打倒军阀乙，更不能依靠外国列强。这是一个分清敌我友的战略路线问题。陈独秀的立场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除了直接写信给孙中山之外，还在党刊上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劝告孙中山，说理充分，态度诚恳，甚至到“垂泪而道之”的程度。
他指出：我们一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二是反对“国内军阀的压迫”，因此，“逼迫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像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7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照孙中山国民党的历史，说得更具体、更恳切、更尖锐：“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最后，他甚至这样说：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党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78]
陈独秀如此恳切、如此苦口婆心的规劝，充分显示了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高尚风度。
忠于马克思主义依靠工农革命战略思想的马林，也不满孙中山国民党继续推行“依靠军阀倒军阀”的路线，为此，他在1923年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坦率地承认在中共机关报《前锋》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并且认为国民党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79]他在同一天给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和6月8日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又指出张作霖只是利用孙中山以在与直系曹锟的上海谈判中谋取“副总统”的位置，而孙中山任命伍朝枢为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长，是为了“避免招惹港英当局”。[80]
7月21日，马林给廖仲恺的信中，对国民党的纲领、领导体制到策略路线上的错误，更是全面地进行了坦率的批评。
关于纲领，马林批评国民党不反帝。国民党“认为不用触动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一切事务。”因此，“国民党对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世界大战、1919年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召开时的运动、京汉路大罢工的大屠杀、抵制日货运动）采取了既不领导也不参与的态度。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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