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马林如此醉心于共产党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为这些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很长时间内必将是民族主义的运动”。[90]这种认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说是正确的，可以医治急于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急性病。这也是他虽然独创性地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却很快被共产国际抛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马林与陈独秀上述批评孙中山的意见，与维经斯基的意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贯彻了当时共产国际主流派的意见。早在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萨法罗夫（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电报中就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者）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91]
但是，这时的苏俄，由于吴佩孚拒绝承认苏俄继承旧俄在中东路的特权，拒绝承诺苏俄在外蒙古不撤军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被吴佩孚骗到一笔不小的俄国军事援助，并用这批武器屠杀了大量中国工人以后，不得不放弃重点联吴的政策，转而接受马林的联孙政策。然而，援助孙中山的第一个条件是“孙一定要让张（作霖）接受我们对铁路（即中东铁路——引者）的要求，并立即同我们缔结一个关于铁路的协定”。[92]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环境中成长的马林，与莫斯科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曾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侵华的一切权益，自然也包括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的权益。但是后来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他们改变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实权仍掌握在苏俄手中。马林则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当归属中国，不应该由中俄共管。马林的这个主张也是为苏俄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在他看来，中俄共管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这同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苏俄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毫不含糊，在民族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苏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苏俄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这样做特别必要，因为俄国的敌人现在正指挥着他们的整个宣传机器，妄图证明俄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推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政策”。他又说：“帝国主义娓娓动听地对东方各国人民表示广泛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必须有事实作为证明。”他强调，俄国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区别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93]显然，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问题的看法）与俄共及其领导人确立的总的对华政策存在分歧。因为俄共（布）领导人（由于列宁病重，这个时候主要负责人是斯大林）固执地坚持苏俄在中东路的利益，这使马林失去了俄共领导人的基本信任。
就这样，苏俄领导人决定换马，另派鲍罗廷来执行新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和人事上的变动，没有一开始就通知马林。他们先是给马林降职，1923年1月，撤销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职务，并且不再由他联络孙中山；进而断绝他的经费（包括他的生活费），逼迫他自动离华回国。其实，当时的马林还是很想继续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以便全面启动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因此他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谈道：“孙现在已经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这里专门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那会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这样说：“如果我加入了国民党，参与改组工作（我已经替孙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愿意同时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那么我可以无偿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能照旧完成我现在的工作。”但是，马林的这封渴望布哈林给他“至关重要意见”的信又没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时说：“自从5月31日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无音讯。”[94]
于是，马林终于愤怒了！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表示：“无论如何，请回答我本月发出的电报，况且，不该让我总这样滞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电报，你们还是照老样办事：只寄新闻简报，而不给我一分一文生活费用。给我新闻简报表明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一个老共产党员，也需要钱维持生活。”[95]可见，这时的马林过着多么狼狈的生活。于是，他断然决定回国。
1923年7月下旬，陈独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迁回上海。马林随往，继而离华回莫斯科。后来，孙中山和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再来华工作，他也表示愿意，但是，由于上述他与莫斯科的种种分歧，这位很有独立见解、与陈独秀党中央曾有尖锐矛盾、最后与陈独秀在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独立性等问题上有较多共同语言的国际代表，再也没有被允许来华。这位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创造了国共“党内合作”战略的功臣，最后竟被无情地抛弃了。1924年3月27日，他回到故乡荷兰定居。与此同时，代替马林的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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