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76～78页。
[48] 《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9] 《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50] 〔日〕江田宪治：《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张晓峰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7页。
[5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页。
[52]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203页。
[53] 转自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1930年。
[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670页。
[55]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6]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
[57]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8]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59]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60]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1]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1923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第671页。
[62]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
[63] 《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
[64] 《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65]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17页。
[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05页。
[67]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8] 《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第56页。
[69] 彭述之：《导言》，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
[70]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6页。
[71] 《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7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88、489页。
[73]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3/3145号，德文手稿，转引自《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7页。
[7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307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
[7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23页。
[76]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页。
[77] 《国民运动》，《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78]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79]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6页。
[80]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页。
[8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304页。
[82] 转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转向托派后散发的手刻油印小册子。
[83]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5页。
[8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67页。
[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33页。
[86] 《陈独秀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10页。
[87]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198页。
[8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38页。
[8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60页，
[90]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4、405页。
[9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92] 《越飞致斯内夫利特的电报》，1923年5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3页。
[93]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不晚于1922年1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5～406页。
[9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35、459、460页。
[9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鲍罗廷这位带着莫斯科新方针的国民党和孙中山高级顾问，用郑超麟的话说，由于口袋中带着大量的“草”——当时国民党急切需要的经费和军事援助，而且能与莫斯科最高当局直接联系，比马林初来时更是不可一世。当时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在给孙中山的推荐信中甚至这样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从这里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马林撤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国人——引者）。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你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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