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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27)

  陈独秀决心按这样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俩在家里住。学业上则出于他对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安排他俩与当时同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同在法租界学法文。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对这样做。她本有母性之爱,善良之心。见此情景,实在不忍。她本来就自觉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两个儿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两个孩子这般受苦,她与独秀多次争吵,说不拢,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赞化:“姐姐不在,小子无辜,我是姨妈,又是继母,他们也很训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谁能谅我?”希望至少让他们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按理说,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儿子,并不为错,况且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看似“父子情薄”,实则骨肉情深,望子成龙,有点当年“白胡子爷爷”教育童年乾生(独秀)时的遗传。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爷爷是想要孙子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独秀是要儿子成为于国家与革命有用的人才。但从君曼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难煞她了。尽管如此,君曼对独秀和延年、乔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尽量缓和父子的紧张关系。

  不久,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接着,陈独秀北上,出任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君曼也携鹤年、子美来到京城,过起相当优裕的生活。陈的月工资是300元,但是,对上海的两个儿子还是那样“刻薄”,只让亚东图书馆老板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

  两兄弟从小见父亲不顾家庭,对于妻子即他们的生母如此薄情寡义,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其“独秀同志”,毫无亲情可言。

  然而,兄弟俩毕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后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愧为将门虎子,抛开党派偏见,应该承认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6]

  这时,他藏在心底的对儿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样倾泻出来。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独秀与君曼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没有使他们分离,但陈独秀转入地下与君曼分居以后,情况就开始恶化。有人说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是一个“情”字。许多在事业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一碰到这个字,也会陷于尴尬。

  分居后,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给君曼母子三人生活费。两人需要见面时,也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不幸的是君曼长期患有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时称“痨病”。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被催促回国,就是因为她此病复发,大口咯血不止。后来随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两年多的时间,经济条件较好,病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泼,一家四口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享天伦之乐。君曼之女陈子美晚年回忆说:她小时候甚受父亲疼爱。陈独秀在书房写作时,不准任何人打扰,唯有她例外。她还记得父亲的书桌最底一层成了她的专用抽屉,里面经常放有她喜欢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亲写个不停,把我给忘了;我也吃个不停,把父亲给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长。陈独秀辞去北大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后,生活条件立即恶化。而君曼的病又是“富贵病”,当时还没有发明有效的治疗药,只有进口药,相当昂贵,而且平时又要吃高营养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价猛涨,君曼的生活日益陷于困境。而陈独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就成为职业革命家,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工作及生活上,都无法再从事别的职业。当时的党组织不仅不可能给党的干部开工资,甚至还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进行一些活动,这部分的收入也微乎其微。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供给。虽然这些钱多是由陈独秀经手,但是,陈独秀是一个清廉之人,不会挪用这种钱,也不能挪用,因为这些钱来之不易,而且不够党的实际支出,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又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所有这些在马林的文件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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