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迫使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关于对待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问题，联共中央认为：“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象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对中国现时政府方面也一样。”[18]——这是重温与吴佩孚政府联盟的旧梦。
（三）批评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维经斯基和上海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在推动反帝运动，支持冯玉祥反对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19]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20]
这就是要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为冯玉祥的人民军抬轿子，在南方为国民党做苦力。它的出发点，一是希望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讨好，争取吴佩孚政府对苏友好；二是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将来代替吴佩孚而建立一个对苏真正友好的政权。为此必须使中共屈服于帝国主义、吴佩孚和国民党。
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12月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传达斯大林上述“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时，再次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包括陈独秀）“太左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以外势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评维、陈的“计划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考虑欠周”，是斯大林的“最高指示”给予了“修正”。[21]
应该指出，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针对加拉罕、维经斯基执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联共支持冯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来考察，这条路线的确有“左”倾的色彩，但是现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且一刀切，连中共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右派都不允许，这使中共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实际上，联共中央对当时国际与中国形势的分析并不正确。因为无论国际或中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东方亮”，即使欧洲出现了联盟反苏的形势，并不意味着在东方就必然出现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状况。五卅运动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并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须实行退却。恰恰相反，南方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陈独秀实在有些想不通！
迄今已经出版的陈独秀诗集，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写的，中年的几乎没有，笔者在收集资料时，只发现一首他1925年秋写的诗，内容明显表示对上述形势特别是国际指示退让和四届二中全会上自己“退出国民党”意见被否定后的不满、消沉、希望、矛盾的心绪。
羁情脉脉感年芳，余梦愔愔入渺茫。
汉世只传方朔异，南游空叹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为鲈鱼亦归去，黄尘京国使人狂。[22]
乙丑新秋 夜坐偶咏调
独秀（陈独秀印章）
头两句表示了对当时形势恶劣和自己主张被否定后的低沉心情。“白塔”“黄尘京国”表明这首诗为作者在北京所作，应该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与北海湖之间（或在湖中划船），所以能看到白塔、明月，映照着湖中的荷花。假如北方的形势像国际所说这么糟糕，南方却充满着希望，即使不如张翰那样回归南方吃鲈鱼，我们也要回归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联共却从自己错误的形势分析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路线由进攻转向退却，并认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也应当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维经斯基被迫放弃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思想，然后再迫使陈独秀改变主张，毫无保留地贯彻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而贯彻这个指示，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五一五”整理党务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让步。经过周恩来的归纳，[23]过去人们把这“三大让步”，说成是形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标志。现在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绝密档案揭开了真相，完全是联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为，再强加给陈独秀党中央。陈独秀曾抵制过，但没有成功。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联共是怎样任意摆布陈独秀当猴耍的：先是陈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强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后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当陈这样做并取得一定成效时，又突然批评他“左”倾，又强迫他及中共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与苦力。陈本人的悲剧一是对社会的发展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原则，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摆弄；二是他领导的中共太弱小，特别是没有武装，也只有听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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