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钮、杨阅此信后，表示满意。“吴说从前的确误会，我们以为C.P.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可见，当时稳定上海的国民党相当重要，而陈独秀凭其地位与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别人无法替代。为此中共特委会决定以后仍由陈与他们接洽。
陈独秀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还想收回帝国主义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无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共更是这样。更何况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向华大量增兵的时候。而2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民众书竟说：“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须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其实陈独秀还是讲究“策略”的，主要表现在为建立民主政权而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上。当时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政权性质如何，表面上都是国民党的政权。那么，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权不落在国民党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新右派手中，而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呢？陈独秀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颇费心思，最后决定以发展国民党员的名义，大量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而为了对付像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陈独秀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没有找到，但在吴稚晖3月15日未刊日记中却保留了一段精彩的内容：
夜，开会，到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杨杏佛……会内见陈仲甫致余、惕、杏三人书，录一段如左：
稚晖、惕生、杏佛先生，顷间思及三事谨陈如左：
上海市产业、文化均有高度之发展，故不得不取渐进方法，发展民众政权，而同时忽视了党的领导权也是一个错误。惟党在上海之领导方式，简单以党的机关命令行之，已万万不够（因上海民众已有组织而要求政权了）必须党之本身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党的力量充满了各方面，使党的决议都能够——在一切民众会议中充分通过执行，如此才真是以党治国，以如此方式领导民众，训练民众，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训政之精义。欲成此种训政方式（约五十人中有一党员）方能运用，即在苏省，亦须如此。然此时上海市即江苏省国民党党员，均不满万，为数太少，马上取得政权后不是党不能管理政治，便是党的独裁，所以此时省市党部宜发出紧急命令于各下级党部，大大的征集党员，上海市以五万为标准，江苏省以十万为标准（这是可能的，望稚晖先生勿以为我发疯，要送我到病院里去！）此时征集党员可以来者不拒，因为现在还在军阀压迫之下，不似北伐军到后投机分子纷纷加入也。[14]
这封信说明陈独秀一是对上海所谓的左派领袖吴、钮、杨的绝望：因为从五卅运动、第一及第二次上海工人起义中，陈明显看到这些所谓的左派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只知道在打倒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力量衰弱而且动摇，根本靠不住。但是从当时革命性质和国共合作的政策出发又不能把他们甩掉，正如罗亦农在2月24日特委会上所说：“国民党毫无力量，连钮惕生的命令都毫无效力。”在第二天的特委会上，陈独秀则说：“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现在对我们只是说，你们去做好了，没有一定主张。”[15]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罗亦农也说：“杨杏佛现在对于市党部很横行，所有市党部决议案任意更改，现在群众很反对他，我们决不去抬他在群众中的威望。”[16]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3月8日，赵世炎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问题，要使左派有群众，而且这个群众是受我们的影响的。”[17]这就是通过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吸收左派群众。这些群众，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次日，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许多领袖人才，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斗争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18]
几十年后中共老资格的党史专家胡绳在总结国共斗争的根本规律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讲这段历史（指1919～1949年——引者）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和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19]
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大量国民党左派党员，另一个考虑是大力发展共产党和纠察队，把非工人出身的先进分子视为共产党的外围，培养其加入共产党，如3月15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所说：在大力发展国民党同时，“自然随带可以发展C.P.与C.Y.的组织”；“党的内部工作，要加紧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最主要的为发展党员的工作。从上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只发展一千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此为提高党的威权最主要的工作”。[20]
其实，这个原则对于工人也是适用的。如赵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所说：“在产业工人方面，则要以全体工人加入国民党，工人群众不能同时有两个党，但现在事实上工会不能不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加入国民党，可以广大的加入，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关系。”当时上海有国民党员7000余人，但一有号召即能立刻行动的仅有2000人，其中一半为共产党员。这个数字对于进行第三次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周恩来说：“军事组织，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指共产党——引者），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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