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反苏行动升级到这个程度，目的何在？讨好美、英、日等反苏国家，以得到它们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但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目的，即为了削弱异己的张学良东北军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因为，以当时的国力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苏联开战的，让东北军与苏军打仗，无疑是以卵击石。果然，双方接触了几下，东北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苏联借共产国际这个工具做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由于受共产国际领导，又与国民党政府敌对，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等。[17]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打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则对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说：“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18]
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做法，得不到群众响应，从而使党员就进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损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党中央，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却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即“准备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19]这种认识和情绪，反映了党中央对革命低潮形势的不耐烦，希望这次危机引起世界大战，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势的到来。
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颇不以为然。他终于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紧紧指向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因为，不管是对苏联的战争，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各国间为争夺东北的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直率地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20]
《中共中央通告》第42号中有一段话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认为它会使同志们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建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第42号通告。
如此尖锐地批评党中央（实际批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当时除了陈独秀没有第二人。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宝贵的，在当时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奋的形势下，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却认为陈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反过来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2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口号的教条主义的曲解。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猛烈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攻击陈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是“机会主义”。他历数陈的意见有七大错误后，认为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陈独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这种混乱思想：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尽快到来”。
而且，王明在文章中还刻意寻找所谓“陈独秀错误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的领导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放弃“革命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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