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击陈独秀。此后，他对陈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他奉莫斯科之命，诬陷陈是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
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党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评。他于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并指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又辩驳说：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陈独秀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存在原则和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粹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22]
这样，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严重升级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为陈独秀很快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也是持“保卫苏联”的立场。事件一发生，1924年主持签订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中苏协定》的托洛茨基，这时也把国际主义精神抛弃了，亲自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组织：“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23]并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1927年8月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24]于是，“反对斯大林，保护苏维埃”，就成为他们的著名口号。托氏在文章中，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25]
这个事件58年之后，即1987年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特别强调了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所述的一个突出事例即中东路事件，说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26]而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在中东路问题上，陈独秀能同时超越中共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进行独立思考，真是鸡群鹤立。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陈独秀给中央上述两封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的中间，即8月5日，还给党中央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即前述用托洛茨基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反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八五信函。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自以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变全党路线的同时，又在党内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
陈独秀本来就是领袖人物，他驾轻就熟地开始指挥起这些活动来，指导那些原来“陈独秀派”的成员，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党员中，阅读托洛茨基的文章，宣传托派的主张以及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信。他们的工作极其认真，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
马玉夫（又称马禹夫）是江苏省委委员中长期负责工人运动的上海码头工委书记，与许多工人及工人支部书记的关系密切。此时，他在“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已经退出省委，但党内关系仍存在。他利用这种关系，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支部完全转向托派；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电车、纱厂、印刷、建筑等多种行业的工人，还争取了外地党组织长驻上海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省海宁人，大革命时期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党把他安排到《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他受马玉夫影响后，就想把整个支部拉过来，理论功夫比较深厚的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20多人全参加，郑超麟在会上结合党的历史，特别是大革命和几次武装暴动的事实，批判共产国际和新中央的错误路线，宣传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听者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立即解散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这块新阵地，马玉夫与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拜见了工人十分仰慕而难得见面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他们，讲了许多勉励的话，使他们十分感动。不久，与陈独秀关系很好的托陈派骨干薛农山任《时事新报》社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托陈派组织成立时，薛出任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区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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