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诸侯割据与争斗，再加商业的发展，“动摇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这就如欧洲中世纪之末，在封建陵夷以后，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还要“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孔子“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妻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的十等制’，冀图在‘礼’教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有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那些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渐离析分崩的社会。”
陈独秀冷静而精辟地指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所以，文章最后主张：“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41]
应该说，如此言简意赅地评价孔子，是非常独特的，而他对孔子礼教的精详分析和论述，则显出他的博学过人。
关于“道家”的研究，陈独秀写了《老子考略》一文。这是一篇考证文章，分三部分。
一为“老子与道家”的关系，指出“道家本黄帝之言”，先秦诸子称其为“黄帝书”及“道经”。其实，“黄帝轩辕氏，当非一代帝王称号（远古无帝王），或亦非专谓一人，可假定其为诸夏有力之一族”。此族“以发明用火著称于世，故或言黄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自姬周统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国学术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后起……但是，自学术言，道固无逊于儒，以政治制度言，道术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之秦、汉社会，以此道家学术虽广行于民间，而政治则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但是，由于古文献散佚，“黄帝书”及“道经”，今已不可考，即《汉书》所录《黄帝四经》四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君臣》十篇，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两汉诸子百家所称述者而已，其言义理最完备者，则为《周易·系辞》及《老子》。”但是，汉初称黄帝之言为黄老，或称黄帝老子之术；魏晋以后，又称老庄，罕言黄帝矣，其后更以老子为道家之初祖。“其实庄周并非道家，庄子虽喜称引黄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齐彭殇’，实与道家背道而驰也。”老聃更“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经’及‘黄帝书’行世，老聃不过祖述黄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
二为“老子略历”，指出“神仙家所传老子之神话固全然无稽，即《史记·老子传》，亦全不可信……所记各事，无一足以证信”；《庄子》《列子》也由于“以老莱子与老子相混而致误”，而《史记》“所谓周守藏史，乃由于以老聃与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误”；《论语》“亦以老彭为彭祖。郑玄以老为老聃，不足信”；至于道士王浮所撰《化胡经》，唐宋时盛传“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更是“可耻”。在做了以上种种辟讹之后，陈独秀说：“由此，吾人得以推定：老子即老聃，沛之隐君子也。生于周威烈王或安王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略与申子、惠子、孟子同时，与关伊同悦黄帝道术，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经》。”
三为老子著书，同样考证了长期流行的众多老子伪著，最后肯定：“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书所称引老聃之言以及见于今本《老子》而合乎黄、老道术者，辑成一家言，然后老子教义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见之。”[42]
从以上两篇关于孔子和老子论著，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时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做了系统的研究，否则难以做出如此大胆的论断。
《自传》之“瑰宝”与遗憾
陈独秀关于《我的回忆录》的写作，颇为曲折。当时胡适等老友和托派同志，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胡适在1933年6月27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与陈独秀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的托派同志，更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以及他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及《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那样，通过写自传，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写《中国大革命史》，狱内外的托派同志都愿意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认为他是写大革命历史的最好人选。
但是，陈独秀却没有把写《自传》和《大革命史》列为狱中写作的首选。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即出版问题。当时，除了他个人的开支之外，高君曼及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责。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济以外，主要是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43]于是他建议：一是重印《独秀文存》，二是打算先着手写《自传》。但是，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狱的处境，不仅他已经完成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独秀文存》也不能登报销售。所以，亚东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这给他的写作积极性很大的打击。入狱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实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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