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汪精卫致胡适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 《国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司法院训令》训令第59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 上海博物馆藏。该信原无标点,但近年来有些书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加标点发表时,往往把“……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点成“……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内”是“构陷”之意也。
[6]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标题上的“出狱前”,应是“出狱后”。
[7]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8]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9]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第5页。
[10]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1]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12]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3]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4]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5]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亚东图书馆,1938。
[16]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向愚编《抗战文选》第3辑,战时出版社,1937。
[17]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1981年访问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
[18]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0]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1]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22]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2~33页。
[23] 《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3月,第31~36页。
[24]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
[25]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7年3月19日。
[26]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2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7] 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8]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9]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1页。
[31] 转引自《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3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4页。
[33]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8期。
[35] 当时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牵头,准备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现代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公章和经费已经拨下,但因没有房子,暂时留在北京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后因各种原因,该所未能成立。
[36] 打印件,未刊。
[37]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38] 《罗汉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中央档案馆藏。
[39]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40] 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1集。
[41]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广州亚东图书馆1938年印行。
[42]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著作选》,根据郑超麟提供给何之瑜编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日期,定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国1980年开放的托洛次基档案,该信英文件为“1938年11月3日”。经笔者查阅该信最早在托派多数派的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之一“附录一”上发表时,未刊日期。而根据托洛茨基回信时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转信给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来推算,陈其昌在那抗战风火岁月中绕道香港去四川,再从原路返回上海,那么,“1938年11月3日”这个日期,应该说是正确的。所以,郑超麟在笔者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上,进行了修正。
[43]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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