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 王明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服后病情好转。[585]
5月1日 王明再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586]
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律《谢中医李老鼎铭》及《题志丹陵》。前一首内容是：
旧疾联新疾，呻吟逾数旬。
金医云无望，国手妙回春。
照世留肝胆，爱人以腹心。
忘年友知己，深感幸平生。[587]
5月19日夜 作双五律《陕甘宁边区地图漫题》。[588]
5月22日 被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陈绍禹）是政治局委员，女子大学校长。该校有1500多名学生。王明38岁。”[589]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590]
6月29日 苏联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王明吃黄胺后得了急性肾炎。[591]
金茂岳在回忆中说：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了以后，他请阿洛夫给王明看病，阿洛夫说吃黄胺应一个星期一个疗程，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吃七克，第二天吃六克，依次类推。但第二天王明刚吃了两片，就肚子疼，尿血，得了急性肾炎。[592]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也把这个责任归于阿洛夫，说：“王明同志在吃Sulfhldine前，内脏主要器官如肝肾等部曾被所谓‘Streptocidum’及甘汞所侵害，在中毒的肝与肾上用Sulfidin促进Sulfhldine（下面并列写有Sulfidin——笔者）可能有的副作用发展起来，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到七月三日中间共服九克Sulfhldine使王明同志血尿，尿中有蛋白，肾区痛得难忍，为肾脏炎症。阿洛夫同志为了治肝病而未经详查病人肝病的缘因，就用Sulfhldine，是不对的。在发生肾脏炎后，阿洛夫同志仍认为不是Sulfhldine所致，所以在治疗上主张少吃水，这更是不对的。”
7月6日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593]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594]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595]
8月13日 从中央医院回到杨家岭家中继续由金茂岳大夫治疗。据延安十多位医生会诊的总结说，在治疗中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三类是“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596]
夏 毛泽东去看望王明，谈了半个多小时。[597]
9月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还说：“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598]
10月8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并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599]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判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600]
10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病了。奥尔洛夫[601]很着急。”
10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主席[602]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603]
10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604]
10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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