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劳改营小卖部本身实行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当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盘剥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实行这殖民地制度(“移民区”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语言学家们，这可怎么办呢?既然现在群岛的正式名称不叫劳改营，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本来是为照顾人而设的小卖部也变成了惩戒人的机构，变成了给囚犯以打击的地方。我从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移民区收到的所有信件，几乎无不谈到利用小卖部处罚人的情况!稍有差错就罚人不许去小卖部买东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钟?罚你三个月不许进小卖部!(囚犯们把这叫做“打击肚皮”)晚点名之前没有及时把信写完?罚你一个月不许去买东西!有时则只因为“说话不当”就罚你。乌斯特维姆斯克的严管制劳改区的人们写信说：“每天总有几个人受到不许进小卖部的处罚，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纪律。如果会计处这个月忘记把你算进名单，你也就一个月别想去买东西。”(没有立即关进禁闭室就不错。这样，过去的劳动总算不会白费。)
在老囚犯看来，这些大都不足为奇。对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还有人写信说：“如果劳动有成绩，每个月可以多得两个卢布。但是，要想得到这两个卢布，你必须在生产上作出真正的英雄业绩。”
请读者看看，我国多么珍视劳动：由于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每月奖赏竟达两个卢布之多!
人们来信中还谈起诺里尔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错，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时期。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经费支配人沃罗宁养的狗宰掉吃了。为了这件事全体囚犯被罚“取消工资”七个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岛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会反驳我：这不过是一个笑话，怎么能以它为例呢?你自己说的，四个人中间才有一个违反纪律的，那就是说，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纪律，哪怕在严管制劳改区里也还能保证每月给你三个卢布嘛，这差不多够买一公斤黄油啦!
说得倒好!大概这位历史学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写过几篇观点“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没有进劳改营呆呆吧。小卖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黄油就算好事了。实际上，面包每月只来两、三次，糖果的价钱很贵。根本看不到什么黄油、砂糖!就算售货员积极肯干，愿意进货(他是不会的)，“领导”也会向他示意嘛!所以，小卖部的货单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还不是到处都有。至于信纸，则哪里也没有，因为囚犯们可以用信纸写申诉书呀!)和高价香烟。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里不像狱外的小卖部那样每天清早开门，你可以今天买二十戈比的东西，明天再买二十戈比的。这里不同!这里的小卖部每月只营业两天。你要在门外先排三小时队。一进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紧把你所有的卢布全都买上东西，因为这些卢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帐上存有你多少卢布，你就得全买上东西：买十包香烟吧，买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粮了，即移民区给每个人规定的供应定额(要知道，这移民区位于北极圈内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鱼八十五克(而且这只是数字而已，领到的肉和鱼质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这是数字，在囚犯的饭碗里不可能有，也从来没有过。乌斯特聂拉移民区的囚犯提到他们的菜场时说：“那是泔水，恐怕集体农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诺里尔斯克的犯人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主要是吃糠和碎麦子。”另外还有一种所谓惩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许吃一次热菜汤。
不错，在北方对于那些“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的人还另外给一点伙食补助。但是，我们既然已对群岛有所了解，就不难想象列入这个清单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了(并非所有艰苦劳动都能列为“特别艰苦的劳动”)，我们也知道这“补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为例，他“还能干活的时候，每个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运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劳改的第十三个年头他成了残废，于是给他的伙食标准就改为压缩标准了”。写信人问道：难道他因伤致残之后胃便立即缩小了吗?
我们也要问问：仅仅一个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养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们的驻尼泊尔大使馆是完全靠他养活的吧，苏联驻尼泊尔使馆的伙食标准也随之压缩了吗?
各地来信都说。普遍饥饿，吃不饱。伊尔库茨克州来信说：“许多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梁赞州来信说：“年轻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劳改营里有时还准许煮点或煎点自己的东西吃，这里则一律禁止。何况囚犯也没有什么可煮的东西。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手段——饥饿。
此外，囚犯们还得劳动。劳动定额提高了：据说，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不错，是八小时劳动日。还是原先那些班组，还是由囚犯驱赶囚犯去劳动。在卡里卡托克说服一些二等残废人去参加劳动，条件是答应对他们适用关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争着去干三等残废干的活，三等残废则去干一般劳动。
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绒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锦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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