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遂听说后，大惊失色，对赵王说：“我德薄能低，难担此重任。只有选能征善战的将军，才能上可保江山社稷，中可保大王知人之明，下可保我毛遂不成国家罪人。”赵王听后，深感不悦，说：“先生当年自荐，才情何等高迈，真丈夫也。如今脱颖而出，正当建功立业啊。”于是，强令毛遂领兵出战。
毛遂本非战将，又不谙兵法，虽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只得拔剑自刎。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把人才当做是万能的，认为人才什么事情都能做。根据才能的不同，把人才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最高水平，这样才能开创良好的局面。那些只知选拔人才，却不知如何使用人才的人，空有一群人才的支持，仍然难以取得成功。汉高祖刘邦在论及自己为何能够取得天下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由此可以看出，刘邦不仅招揽人才，而且对每一个人的才能都非常了解，知道他们各自适合干什么，并且依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才能，给予合适的工作。这种唯才是用的用人观念，使他战胜了强大的项羽。
武则天选拔人才的制度一直为后世人所推崇。她在执政期间，选拔了不少的人才。武则天不仅善于选拔人才，而且也善于用人。
她曾经以修书为名，召集天下有文才的读书人到宫里来，让他们提出建议，处理各地送来的奏章，协助宰相工作。在这一批文人中有一个叫王及善的人很有才能，武则天本来想派他去滑州当刺史，但是在召见他的时候，发现他很有政治眼光，于是就改变主意，把他留了下来，改派为内史。
高宗时期的大理寺丞狄仁杰才能出众，曾经在一年之中处理积压的案件一万七千件，而且依法断得公道，颇为武则天赏识。武则天当政后，提拔他为丞相，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丞相，一时之间“天下桃李，尽出狄公门下”。
很多领导整日感叹手下无才可用，事实上并不是无才可用，而是这些领导没有发现手下人的才能，并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至于很多人才都成了沧海遗珠。“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现象一直都存在。身为领导一定要提高自己识才、用才的能力。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人才、引进人才，不如好好地观察手下的人，发现他们的长处，给予他们合适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达到人事相宜的效果。
取才有道，不拘一格
第11章 人才是成事的最大助力(2)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谒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不是说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要有世代(与国家休戚相关)的臣子。现在大王没有亲信的臣子了，过去任用的人，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宣王说：“我怎样识别哪些人没有才干而不任用他们呢?”孟子说：“国君进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将会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对此能不慎重吗?(对于一个人)左右侍臣都说他好，还不行;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好，这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是好，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可杀，这才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样，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
南怀瑾先生认为，每一个朝代稳定之后，人才选拔上都会出现世臣巨族的门第之见，难以做到“拔识于稠人”，因此出现了很多怀才不遇的人。
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自古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是人才都应该选拔出来，为己所用。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认为一个国家要振兴，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在人才的选拔上，不应该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收归己用。
武则天是一个精于改革的皇帝，在她执政期间，想出了很多办法来发掘人才，除了通过科举考试以外，她还鼓励地方官员推荐和自荐。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才能都可以自荐。武则天为了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开创了“殿试”，亲自主持人才的选拔。
同时，武则天一改以往只选拔文人的弊病，开设武举科，鼓励习武之人参加，以选拔能征善战的将士。武则天一朝，人才济济，李良嗣、狄仁杰、姚崇等人都是武则天破格提拔上来的。
古人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人才的选拔与个人的喜好和恩怨情仇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这些蒙住双眼，就一定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所谓不拘一格，就是要打破各种束缚人才选拔的条条框框，只以才能论长短。
唐太宗即位时，面临的是社会动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清醒地认识到“致安之本，在于得人”，“用善人则国治，用恶人则国乱”。因此，他选拔官吏，能够比较严格地坚持以才选人、以贤任人的原则。贞观时期(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的许多重要官员中，有原秦王府(唐太宗即位前封秦王)的旧属，也有从下层破格提拔上来的百姓;有隋朝的旧臣和敌方的降将，也有曾追随太子李建成反对过唐太宗的人。
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隋朝旧臣裴矩，虽然跟着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但本人颇有才能，唐太宗扬其所长，让他继续做官，使裴矩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臣魏征从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争斗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及早杀掉李世民。然而，知人善任的唐太宗发现魏征耿直忠诚，又有出色的政治才干，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非常信任倚重，和他“上下同心”，关系“有同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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