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肚子世故，那又忽略了他的天真的一面了!
!
十
六
人生
二十七他的家族
鲁迅这一家，本来是大家庭;出现在他笔下的，很多是这个"败落台门
的人物，我已在上文约略说过。不过，单就他最亲近这个小圈子的人来看一
回，倒是鲁迅传记中不可省略之事。鲁迅的大弟周作人，他的文艺成就以及
五四以来在新文坛的地位，即不在鲁迅之上，也可以说和鲁迅相比并的。他
的小弟周建人(乔峰〉，也是科学家(周氏兄弟本来都是研究科学的、却也长于写作的。周作人近年所写的，关于鲁迅生平的掌故，是给我们最好的直接
史料。其中有一节是记叙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的，他说：鲁老太太是鲁迅
的母亲，她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她的父亲号晴轩，是个举人，曾在兵部当主事，因病辞职回家，于光绪甲申年去世。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岁。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纸三两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章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道："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
金鱼评理，却只冷冷地说:"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只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不必再多说了。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本名凤仪，改名文郁，会稽县学生员，应过几次乡试， 未中试。据周作人说：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因为他寡言笑，小孩子很少去亲近，除吃酒时讲故事外，后来记得的事不很多。他生于清咸丰庚申，死于光绪丙申，只有三十七岁，所以，生平没有多大事迹可说。鲁迅有一篇《父亲的病》，也是传世之作。他父亲的病原是吐狂血。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吃得"乌嘴野猫"似的。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 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那里来的(其实是胃溃疡，他吐的只是胃血)。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只是吃"败鼓皮丸"; 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段经过，对于鲁迅幼年的心灵是深切的烙印，影响他后来对人世的看法，以及对中医的蔑视(鲁迅的头脑是科学的，但他的医学知识，却并不怎样高明，所以他憎恶中医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据周作人的另一段追记，说：那时所请教的医生，最初有一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酒醉醺醺的，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他的一句名言："舌为
心之灵苗"，被鲁迅记录下来，但是挂在别人的账上了。后来的两个名叫姚芝
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 "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 但是当时却去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是件不幸的事。这件事，对于鲁迅后来迎接维新思想与反对中国旧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呢? 一九二五年的元旦试笔中，他自述思想变迁的大概。他最初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一变而为排满复古，持民族主义有十年之久。到了一九一一年，才有了转变。五四时代，他曾梦想世界主义，后来修改为亚洲主义。到了写试笔的那年元旦，又觉得民国根本还未稳固，还得从民族做起。五四运动当中，他自然也在文学方面有一些积极的活动。到了"五四"高潮过去了 ，他的第一个文集《自己的园地》，也鲜明地宣布了他的人生主义，趣味主义，成为他的思想本质。他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活动呢?对文学抱着一种什么主张呢?他说:"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小半由于没有这样才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他认为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 没有管它的必要。他认为无论用什么名义强迫人去侍奉社会，都不行。他强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他是反复地这样主张着的。他说:"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个人的仆役; 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有益社会并非著者的义
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艺术是独立的，又原来是人生的，但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亦即为人类的。"他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他这一种说法，若不太强调了，也未始不摸着真理的一面，而且在鲁迅的文艺论中，也未始不包含着同样的主张。〈《元旦试笔》中，他又说：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这是古人学道有得的地方，我们不能如此。就我个人
说来，乃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忠于学吧。"〕
我觉得要了解周作人的思想，倒不妨重看他的《山中杂信》，那是他住在西山写给孙伏园的信。他说:"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
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 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社会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 真是乡间的杂货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4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刺激;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个可恶的小虫，心想消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相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这样的矛盾，是不是只存在于周作人的世界,而不存在于鲁迅的世界呢? 我看,也未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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