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唐绍仪亦于同日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77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乞速示。”又报告袁的病况：“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此次动了恻隐之心，就调回袁世凯一事电商总署，并于7月15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奉旨调袁回国78。
袁接到电报，如逢大赦，连夜打点行装乘船逃离汉城。叶恭绰曾撰文记叙此事：
先是，袁世凯……以道员为中国驻韩商务总办，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79
叶恭绰所述，据说是唐绍仪亲口告诉他的，应是事实，但亦不免有错处。如此时朝鲜税务司应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伦(麟)德，穆氏早于十年前即被免职调回中国海关了;而袁亦非在汉江乘英轮脱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舰平远号回的国。袁世凯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为当事人，所说不会有错;但转述人的话都是时隔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日本人阴谋借东学党人之手除掉袁世凯则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女儿袁叔桢(即袁静雪)回忆：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80
袁走后四天，日本就策动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强行建立亲日政府，同日日军还攻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7月25日，日海军突袭清军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7月28日，驻朝清军于成欢驿与北进的日军发生激战，唐绍仪亦在英人护送下，经仁川回国。李宗一所著《袁世凯传》把袁在战争前夕的表现说成“临阵脱逃”，有失公允。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肯定，袁是坚持到正式调令下达后才离开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国的理由也是正当和可以理解的。
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士大夫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如孙宝暄所撰《忘山庐日记》曾详记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对袁的评价，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袁世凯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以至于割地赔款，使中国遭受严重耻辱，损伤元气。……起初，袁世凯继吴武壮82镇抚朝鲜，颇干预其政权，曾受人私托，强迫国王予以官职;或有私怨，亦强迫国王抓捕。国王有时没按他的意思办，世凯乃伪造国王谋叛书，上达于朝廷，阴谋废立。国王亦上书诋毁袁而自我辩解。我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而调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两国兵皆至，东学党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于我国曰：朝鲜政秕民苦，我二国何不代为改革?朝鲜能自立，才不用担心俄国人。朝廷不许曰：朝鲜，我属国也。我都不干预其内政，何况贵国乎?日本人复曰：贵国指朝鲜为属国，朝鲜与我往来，未曾自言附属贵国也。所请既不见纳，则各行其是可已。战祸遂开，中国由此一蹶不振。其后卫汝贵被诛杀了，叶志超、龚照屿进监狱了，李鸿章被解任入阁了，唯独袁世凯置身于事外，而且奉命与聂功亭编练新军，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揭发他，不是很奇怪吗!83
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实际作为的人不难看出，此番评论不过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说没有吧还像有那么点影子，说有吧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望风捕影指的就是这种耳食之言。
袁在朝鲜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出兵朝鲜是应朝政府的邀请，也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对其属国的应尽义务。无论是否有东学党起义的事件发生，中日在朝鲜早晚要兵戎相见，除非清廷主动放弃对朝鲜的控制，而这在当时绝无可能。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卫、叶、龚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和李鸿章之所以不惩罚袁世凯，是因为他没有错处;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固然，袁世凯不是君子，好用权术，但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君子往往偾事，善用权术者则时常占得便宜，袁世凯、伊藤博文就是如此。权术是一种诡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时不得不用;权术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袁世凯在朝鲜以权术大行其道，尝到了甜头，此后事事偏好使用权术，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维系始终的，袁世凯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举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为，或可为后来者戒吧。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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