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之要点，是取之于商。战乱于农业是坏事，于商业却很可能是个机会。凡战乱地区，因商路阻塞，均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但在商人眼中，却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场，尽管风险大，也值得一试。故战乱之区，往往众商辐辏，生意兴隆。对于芸芸众生，再艰难也得吃饭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对于商家，百分之一的税额很轻，且尽可以将税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对于官方，厘金虽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获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征收，出自咸丰三年四月，地点在江苏扬州仙女镇，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奉天府丞诸职。咸丰二年任太常寺卿，“屡上书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会办河防。扬州失陷后，雷自请募勇防太平军，以刑部侍郎衔帮办军务。后累官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回京任光禄寺卿。屯驻扬州仙女镇时，雷“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额，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但据郭嵩焘所言，则厘捐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发明也。雷以开设厘捐，是在咸丰三年六月，73而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据郭说，他是路遇贩盐者，见到太平军征税后发给他们的税单，才受到启发，去信要湖南开办盐厘的。如此，太平军乃先于清军征厘，而湖南之设卡征厘，亦不必为仿照江苏所为也。但太平军无时不在征战之中，没有稳固的后方，其领地亦随战争之胜负而变动不居，故难于长久地推行这一制度，而清方则不然，战区而外，尚有大片领土，故其得力于厘捐，远过于太平军。
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勒捐”，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所奏荒谬之至”。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以辩，有“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曾国藩著交部议处。80
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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