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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五题_季羡林【完结】(57)

  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像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俞正燮说: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梁启超、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他最后说: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2)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章炳麟已经怀疑到,并不是《列子》与佛经相参,而是《列子》钞佛经。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张湛在这序里不打自招的说出了《列子》一部分取材的来源。关于《列子》与佛典的关系,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过。高似孙说: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黄震、沈濂(《怀小编》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贞、顾颉刚都怀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朱熹说: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

  叶石林说:

  “《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叶氏语。

  王应麟说: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困学纪闻》卷十。

  明宋濂举出许多《列子》与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运以为《周穆王篇》的西极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圣人就是指的佛,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二,撮录《列子》。和杨文会《冲虚经发隐》。也有同样的意见。章炳麟和陈三立都指出《列子》与佛典的关系。马叙伦说的尤其详尽。他先指出西方之入就是佛,最后又说:

  “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

  这些意见有的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的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反过来说,倘若我们能够在《列子》里找出与佛典相当的一段,而且能够指出钞袭的来源,我们也就能够推测《列子》成书的时代。这种例子,在《列子》里并不是没有,下面我就举出一个来。

  《列子-汤问篇》第五有这样一段: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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