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Ja-takanida-na)卷第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里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皆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干金谁为最第一卷3，页88，上，左起第13行至中，右起第11行。E.Chavannes法译文见CinqCentsContesetApologues，TomeIII.p.166～175。季羡林德译文见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ndischenGesellschaftH.2，1943。
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譬如《列子》里说：“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经》里就说：“便角眼，色视夫人。”但这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去解释呢?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钞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就看，究竟哪一个是钞袭者。
首先我们要追究，这个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还是中国?在中文译本里，整个故事叫做《国王五人经》，这个机关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国王五人经》讲的是五个王子的故事：第一个智慧(Prajn～a-vanta)，第二个工巧(S′ilpavanta)，第三个端正(Ru-pavanta)，第四个精进(Viryavanta)，第五个福德(Pun-yavanta)。每个王子各有所长，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个王子都找到机会显他的本领，结果还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这五个王子显本领就用五个故事来叙述，我们上面钞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这五个小故事合起来成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国王五人经》。这个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国王五人经》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经》里的还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3)
(Buddhabha-s-itapun-yabala-vada-na，《大正大藏经》第173号，南条文雄《目录》第953号)。在用混合方言写成的Maha-vastu里也有这个故事(ed.Senart第三本页33～41)。不但在印度，在中亚也可以找到这故事，譬如在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残卷里就可以找到(SiegundSiegling，TocharischeSprachreste，I.Band，BerlinundLeipzig1921，pp.1～14)。有一点我在这里先要声明：整个大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虽然差不多都一样，但每个王子的故事有时候却多少有点差别。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除了在《生经》《国王五人经》里找到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但这个小故事既然嵌在那个大故事里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关于机关木人的传说清参阅C.H.Tawney和N.M.Penzer，TheOceanof.Storyvol.III，p.56ff.……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钞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钞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我们现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经》里除了竺法护的译文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与《生经》机关木人的故事相类似的故事。倘若有的话，《列子》也许并不是钞袭竺法护。但据我浅见所及，在竺法护以前并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译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列子》里这个故事不但是从佛典里钞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
这一点弄清楚，我们再来看竺法护的译本。在所有古代的经录里面，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著录。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二：
《生经》五卷或四卷卷55，页7中。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第三：
《生经》五卷卷55，页128上。
隋彦悰《众经目录》卷第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卷55，页154上。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第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纸卷55，页186下。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第二：
《生经》五卷太康六年正月十九日译，或四卷见《聂道真录》卷55，页233上……
从上面的著录来看，译者毫无问题。至于译出的时间据道宣《大唐内典录》是太康六年，相当于公元285年。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记载。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对《列子》成书的时代可以作一个比较确切的推测了：《列子》既然钞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陈文波曾指出《列子》钞《灵枢经》。《灵枢经》据说是钞自皇甫谧所集的《内经仓公篇》。陈文波就认为《灵枢经》之出世当在皇甫谧时。据《晋书》五十一《皇甫谧传》，皇甫谧死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所以，就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材料来说，《列子》钞的最晚的一部书就是《生经》。
关于《列子》注者张湛的身世，我们知道的极少。唐殷敬顺《列子释文》也只说：
“张湛，字处度，东晋光禄勋，注此《真经》。”
《晋书》又没有传，生卒年月不详。我们唯一可根据的就是他的《列子序》。我现在钞一段：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这序里面提到的人名，在正史里面大半都可以找得到。傅颖根就是傅敷，《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附有他的传，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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