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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_马瑞芳【完结】(5)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阎崇年先生和刘心武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了。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从这个角度讲,《百家讲坛》并不是什么“魔鬼的床”,非得把人弄成一个面孔不可。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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