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六 在《百家讲坛》里想看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它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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