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天朔看来是过于敏感了.同是娱乐圈名人,姜昆对此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表示"我厌恶这样的评选,传媒和艺人应该相互尊重",另一方面又说,"我不曾经也被评为'最不受欢迎的十大艺人'嘛,现在想想还觉得可乐,经他们这么一鼓捣,欢迎我的观众就更多了."正如有这么多选票将蔡国庆推上"第一丑星"的宝座,同时很快就会有无数个男女老少歌迷一哄而上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英俊小生蔡国庆鸣冤叫屈,现在有人说臧天朔丑,肯定也会有人说他不丑,他如果能抱姜昆那种"可乐"心态,对各种议论和批评宽宏大量一些,说不定今后喜欢他的听众会更多.
台湾作家李敖倡导一种"开玩笑的自由",希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睛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在西方国家更是如此,老百姓在公开场合专门拿总统、首相的相貌或隐私开涮,大众传媒将在任政治人物列为候选人,发动广大读者、观众参与诸如"白宫四大丑"、"英国十大笨蛋"之类的评选(如克林顿连续两年在"愚人节"期间当选"全国最大笨蛋".该项评选活动的组织者、纽约公共关系顾问杰夫·巴奇介绍说,接受电话调查的1046人当中,有85%的人认为克林顿在过去的一年中"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因而选他为"最愚蠢的人".这一结果比克林顿上年当选"全美最大笨蛋"时高出5个百分点.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也榜上有名,屈居第6位),从来没听说有哪个总统、首相龙颜震怒,要求法院对侵犯其"名誉权"的公民和媒体"依法严惩".人家知道自己的名誉权固然重要,但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对公众人物进行"丑"化的自由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加重要,因此公众人物对名誉权的承受力必须坚强、坚强再坚强,不能一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如丧考妣似的大呼小叫"很受伤".歌星与网民的关系,应该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轻松得多,更应该有一种"开玩笑的自由",否则也太紧张、太无聊了.
只可惜,臧天朔不懂得这个道理,法院似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
陈希同谣言是怎样产生的
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无奈中国的"智者"不多,听信谣言并进而传播谣言者往往不在少数,于是有关机构便时不时要出来辟谣.可是这一辟谣,往往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我们有些人坚信"凡是被辟谣的传言,都一定确有其事,否则根本用不着辟谣"的"规律"……
如此看来,如何辟谣、止谣相对来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探究谣言的发端,弄明白某
个谣言是怎样产生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谣言的不良影响,乃至从根本上杜绝谣言.
北京电视台致函香港高等法院,状告香港《前哨》杂志捏造事实,诽谤该台女主持人杜某与陈希同、王宝森有染,给杜某造成了精神伤害,给电视台造成了经济损失,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一谣言的肇始,就很值得人们玩味.
陈希同、王宝森二人的"腐化堕落,生活奢糜",这在中央文件里是有定论的,所以,北京电视台状告《前哨》捏造事实,并不是怪罪他们把陈、王二人由正人君子诬陷成了男盗女娼,而是强调二人"腐化堕落,生活奢糜"所涉及的对象里没有北京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特别是该台主持人杜某,更与此毫不相干.
这里还得从头说起.原来早在两年之前,《前哨》杂志即在一篇文章中称杜某与某部委官员"被人捉奸",痛苦不堪的杜某通过法律渠道与《前哨》交涉,后者被迫同意给予其经济赔偿.但《前哨》在刊出致杜某的道歉信的同一期杂志上,却又以《陈希同王宝森和一女主持人有染》为题,再次就陈、王二人与北京电视台女主持人的"韵事"大加渲染.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前哨》这种前门诚恳道歉、后门继续诬陷(尽管没有再特别地指名道姓)的做法,其宣传效果显然要比有关机构的辟谣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北京电视台来说,当然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北京电视台及其女主持人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前哨》杂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诽谤行为实在令人气愤,可是在同情、气愤之余,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前哨》之所以死死扭住陈、王二人与女主持人"有染"一事不放,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关于陈、王二人的犯罪事实,除了中央文件里的几句语焉不详的"提要"之外,在内地媒体上一直未见有稍微详尽的报道,这无异于更加增添了个中"内幕"的神秘色彩,也相当于为各种谣言的产生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无形中引得不少普通群众翘首以望、拭目以待、侧耳倾听,即便少数一向对反腐败漠不关心的人,至少也会把这当成一件饶有趣味的绯闻而耿耿于怀.
在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氛围之下,别说一个电视台的某个女主持人,你就是说陈、王二人与100个别的什么单位的什么人统统都"有一腿",也不愁没人相信,更不愁没有人义务广而告之.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谣言的制造者辩护,而是想探讨一下诸多谣言何以会有并不十分狭窄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你越要禁止"大道消息"的正常传播,小道消息就越容易乘虚而入,所谓"空穴来风",不无为因.由此可见,谣言始于封锁,止于公开,如果迟迟不相信公众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迟迟不能满足他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求知欲",那么形形色色的谣言制造者便会不失时机地支起摊子,为公众提供谣言"服务",各种各样的谣言于是应运而生.
具体到陈希同、王宝森案件,如果一开始关于他们的问题就不是禁区,而是随着这一丑闻的逐步查实,逐步允许在传媒上公开披露他们的犯罪事实,那么第一,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龌龊事,某些人到底是无辜还是有染,很快就能大白于天下;第二,如果有谁再像《前哨》那样或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心中有数的公众一眼便能洞察其伪,根本用不着谁出来辟谣,而被诬陷者挺身而出为自己讨"说法",也能在舆论上、道义上获得更大的支持.
假如非得等到陈、王二人所有的不光彩事儿全部被查清之后再慢慢腾腾地公诸于众,天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谣言,还有多少人将遭到诬陷,还要增加多少场名誉官司!
陈希同"怀念"陈希同
作为建国以来被追究了法律责任的一名特大号腐败分子,陈希同"同志"当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说实话,事情过去之后,我还真有点儿怀念他.
记得在1994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先是在信息工作会议上要求下面"多报忧",忧与喜的比例"至少要占到三七开、四六开甚至对半开";不久又专门约请一批漫画家,希望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创作上大胆些",要"敢于勤攻吾
们之阕".
1995年年初,陈希同邀请40多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希望他们"在肯定北京成绩的同时,加大一点儿批评的力度","你们批评北京,也是帮忙,而且对我们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帮忙".这种来自高级领导的鼓励报忧、号召批评的姿态,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因而引起了舆论界的一片赞扬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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