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当时也自觉加入了"吹鼓"的行列.不料一年之后,陈希同出事了,我惊愕之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自己曾经"谬奖"陈希同而追悔莫及,第二个反应就是痛骂陈希同"满嘴什么什么,一肚子什么什么".同时,我也读到了其他一些作者类似的"悔过书",要不就是对陈希同那种"好像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样子"的大加揶揄,比如作家邵燕祥认为,陈希同所希望的"加大一点儿批评力度",其实仅限于街道脏乱差之类,若是舆论监督指向他和王宝森等人的"脏乱差",他早就该暴跳如雷了.
可以说,凡是曾经为陈希同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难过的.
然而,事过境迁之后,现在想来,事情难道就这样简单么?陈希同当初那种"好像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样子",难道就没有一点儿积极意义么?虽然他那时从内心到行动早已腐败不堪了,但他毕竟能够装出一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样子",毕竟没有像某些"新闻官"那样,今天气势汹汹地下令这个不许报道,明天又不动声色地严禁那个发表评论啊.在陈希同从庙堂中人沦为阶下囚徒之后,请问你再看到过有几个领导能像他当初那样哪怕是装出一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样子"呢?
今天我怀念陈希同,当然不是怀念他的贪鄙和奢靡,而是怀念他的至少是在表面上的大度与开明.
众所周知,在中国,领导同志的公开表态是一种重要的舆论导向.陈希同作为堂堂中央政治局委员、赫赫北京市委书记而公开表示欢迎舆论监督,这个信号本身无论如何是积极的,是不带有"陈希同味"、不包含一丁点儿腐败气息的,我们对它的任何评价,都应该着眼于它在当时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应该把它和日后才被揭露的陈希同的见不得人的腐败行径做出适当的区分.
也就是说,单就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而言,和当时其腐败还没有现行、因而还是一个像模像样的领导干部的陈希同比较,今天的某些领导干部如果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其实是没有资格嘲笑他的.以重庆綦江县为例,"彩虹桥"倒塌后,举世震惊,县领导却向全县发出"四不准"禁令(不准围观、不准议论、不准妄谈事故原因、不准谈论领导责任),紧急采取措施封锁消息,堵塞言路,严防他人"攻阕".再如我所知道的另一个大城市,曾经多次派出要员去上面公关,希望中央新闻单位手下留情,不要批评他们存在的问题(包括环境脏乱差)……
也许,我们的某些领导没敢奢望过能有陈希同那样高的腐败水平,这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们同时却又连像陈希同那样假惺惺地装装样子的兴趣、勇气和胆量都没有,显得如此之狭隘、虚弱、气短,不是让人有些遗憾么?
胡长清为官不可风雅(
在媒体披露的胡长清涉嫌犯罪的一些事实中,他的一件"轶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在大肆索贿受贿的同时,还频频在各大酒店、商场、汽车站、夜总会、药铺等场所挥毫题字,使得"东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湖,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如今他身败名裂,威风不再,"官之不存,字将焉附",整个南昌市迅速刮起了一道"铲字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上述场所里的胡的墨宝便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有舆论注意到,尽管胡长清自己曾标榜他"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去写",但各大商家、店铺之所以昨天还对他的题字一窝蜂趋之若鹜,今天却又不约而同毁字灭迹,如此前恭后倨,仿佛改朝换代,正说明在他们眼里,胡长清最重要的甚至惟一的身份就是一个高级干部,他们看重的并不是他"书法",而是以"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块块价值连城的金字招牌;即便他的题字够得上"书法家"的标准,其"书法家"的身份也被高级干部的身份掩盖了.
但人们却似乎忽略了"官"与"字"关系的另一方面:如果胡长清不是大贪官,而是人如其名,是一个大白天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长"年累月两袖"清"风的好干部,那么他是否就应该免费到处题字、题词,以获取一个"书法家省长"的雅号呢?
"官"与"字"的关系,相当于领导与风雅之间的关系.风雅有两种:一种是伪风雅,即附庸风雅,以为自己一旦为官,歪七扭八的字迹便成了"狂草",公鸭嗓子也能吼出美妙动人的咏叹调;一种是真风雅,即"学而优则仕",既熟读过《国风》、《大雅》、《小雅》,又学成了经世济民之才,不用附庸而自风雅,如唐朝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等人即是.然而,无论着眼于古代治国安邦的需要,还是按照现代行政理念的标准,要衡量一个干部的优劣高下,最关键还是要看其领导才干,有无风雅已经无关紧要——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卓
有才干,能够造福一方,老百姓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有风雅固然不错,无风雅其实也无伤大"雅",大可不必引以为憾,妄自菲薄,自寻烦恼.
春秋时,卫懿公的风雅是养鹤,外出时连鹤也要乘轩,士兵对此十分反感,集体罢战,要他让鹤去打仗,"使鹤,鹤享有禄位,余焉能战?"南唐后主李煜的风雅是诗文、音乐、书画,宋徽宗的风雅是集古、书画,两人都没能免于亡国奴的命运.明熹宗的风雅是做木工活,其在位期间魏忠贤专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后金进迫关外,明朝濒临溃灭.清高宗的风雅是写诗,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其在位期间政治腐败,内忧外患,清朝开始由盛而衰……可见风雅非但于政事无直接裨益,相反,为官执事者若一味沉溺于风雅,鲜有不误大事、倒大霉的.
今日之中国,风雅官又何止胡长清一人?君不见某些官人,正经八百的事没干成几件,文人雅士的臭毛病倒学会了不少.他们惟恐被人小看,觉得领导不但不应该只是领导,而且还不是凡人,而是"高人"、"超人",别人会的他要会,别人不会的他也要会,否则如何让人信服、令人敬畏、受人崇拜?于是他们一会儿在某个工地题词,一会儿又去大学给青年学生讲历史、背唐诗,上午刚刚在美术馆为老干部书画展题字、剪彩,下午又在会见外宾时用蹩脚的英语朗诵培根的名言,晚上还要精神抖擞地前往体育馆即兴指挥万人大合唱……
他们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表演着,只是为了让人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乖乖,怪不得人家能当官当大官,原来他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所不知,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简直比大百科全书还要博学强记,比现代五项全能冠军还要多才多艺,真是千古圣人,旷世罕有!
要言之,领导之热衷于风雅,其危害有三:
一是误导了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正常期望,使人误以为风雅乃领导才干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木讷敦厚、崇尚实干的干部反倒黯然无光.
二是干扰了社会对政治人物的正常评价,因为领导干部风雅成性之时,往往正是其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之日,故而他尤其需要大加张扬,哗众取宠,用轰轰烈烈的巡回表演来巧妙地掩盖其政事的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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