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前后,中国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力度明显加大,各地都在"提高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更新用人观念,放开选人视野,拓宽用人渠道,改进选人办法,大胆起用优秀年轻干部".李真的骄横、"坦率"、有恃无恐、小人得志便猖狂,在年轻干部中也许算是特例,但像他那样一边追求高高在上的政治目标,一边不择手段疯狂追逐近在眼前的个人利益的"新型少壮派",却并非个别.他们认准了当前权力结构新老交替的大好时机,坚信以自己的天分和才干,只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到家,三五年之后登堂入室正式"接班"不在话下.
如果有人本着爱护年轻干部的目的,小心翼翼地规劝他们,生活问题上别太随便,经济问题上别太过分,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一时的"失误"葬送了大好前程,他们会胸有成竹地付之一笑:时代不同了,血与火的考验不存在了,我干嘛非得一天到晚正襟危坐忧心忡忡跟个苦行僧似的?普天之下,舍我其谁,时候一到,"副部长"、"副总理"我不当谁当?……
有了如此坚定的逻辑,李真"幻想当'副总理'"就不能简单视之为痴心妄想;但他终究玩火自焚,一腔政治"热情"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的阶段--上天保佑,幸亏"副总理"只是被他"幻想"了一回.然而在另外的张真、王真、刘真中,有人肯定也怀有李真那样的"幻想",但却比他做人更"成熟",做事更有把握,因而不会像他那样轻易翻船;对于他们的十有八九要比李真美妙得多的前途,我实在不敢去妄加推测……
吕日周"敏感人物"的命运
前两天参加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南风窗》杂志社主办的"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得以一睹"长治实践"的主角——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一书作者吕日周的丰采.
无论是在与会者高度赞扬他的勤政亲民举措的时候,还是在专家就吕日周式"人治"之
得失、"管官"与"管民"孰轻孰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吕日周都默默无语,宠辱不惊.轮到他发言时,他立论的平和,态度的谦逊,很难让人把这个戴着厚眼镜的老实人与那个在长治叱咤风云的改革老将联系起来.
会后,我向一位知情者请教:百闻不如一见,吕日周看上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威猛严正咄咄逼人呀,到底是先前媒体的渲染过头了呢,还是现在吕日周被调离长治,深感英雄迟暮,不得不收敛锋芒,准备"安度晚年"了呢?
知情者回答说:老吕是书生,是性情中人,一向以本色示人,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不会妄自菲薄装孙子,今天我们看到的吕日周,也就是长治老百姓看到的吕日周.很多人把老吕想象成唐吉诃德式的英雄人物,其实他不是.他在官场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现在居然能够全身而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几年来,媒体先后报道过原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阳、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改革英雄的事迹,以及他们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调离、或免职、或辞职的遭遇,与他们相比,吕日周的下场应该说是最好的.
中国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自己的屁股绝对干净,不占不贪,不犯生活作风错误,让人抓不着一丝一毫的把柄;第二,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要舍得头上的乌纱帽;第三,改革态度要坚决,但具体做法要稳健,要努力争取群众和社会的支持.董阳、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在第三个条件上可能注意不够,或者反腐败下手太狠(夏一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将行贿者公开点名,追查县人事局大规模安排假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使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被集体立案调查,结果收到数十封恐吓信、侮辱信和匿名传单.有人在县城大操场的球架上挂了一个死婴,上书"夏一松×××".吕日周在长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他如果处在夏一松的环境,不知将如何行动),或者推行机构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剥夺,或者以"非常规手段"(如上书中央领导)招致上级不满,所以结局都不甚美妙……
知情者的分析令我很受启发.吕日周曾经多次声明,他在长治的所有做法,"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长治实践"座谈会上,一名作家进而断言,吕日周在长治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在中国的宪法、执政党的党章以及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谈不上有多少创建与突破,他吕日周在长治能够做到的,中国的其他官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都能够做到.在长治与其他地方之间,在吕日周与其他官员之间,其实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哪个地方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地方就能够像长治那样真抓实
干,哪个官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官员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吕日周.打这个"窗户纸"比喻的作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尽管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但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却要么不敢捅破,要么无法捅破;另有极少数像董阳、夏一松、李昌平那样的官员虽然将它一举捅破,却因为手法不够"妥帖"而兵败垂成;只有极个别吕日周式的官场异数,既有大无畏的改革胆识,又有过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在果断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又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吕日周离开长治那天,长治群众万人自发前来为他送行,"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吕日周告别长治泪满襟"的感人场面,再一次令国人深深触动.《中国青年报》上有篇文章说,在有关吕日周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无一例外都不忘提到,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如果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怎样解释上述送行一幕?成千上万送行群众纷飞的泪花就是民意的集中体现,难道如此广泛的民意还不足以摘去吕日周头上的那顶"争议"帽子吗?事实上,正如文章所言,吕日周头上的"争议"的帽子,绝不是老百姓送给他的,而是他在官场中的一些下级、同僚和上级送给他的.吕日周的做法体现了广泛的民意,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认同,却在官场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个中奥秘何其意味深长!
较之"争议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对于吕日周还有另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敏感人物".吕日周的改革既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另起炉灶,他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不过做了许多官员该做而没做的事情.那些官员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里为官作宰,就应该懂得吕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义"(用吕日周的话说,是要"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带领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发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不应当对他的做法产生什么非议.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在非议吕日周,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忌恨吕日周,与其说吕日周在官场中引起了"争议",还不如说他触及了某些官场中人的敏感神经,成了一个"敏感人物".于是,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只是笼而统之地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却绝口不谈他掀起舆论监督风暴、制造"官民对立"(为了不劳民伤财,必须劳官生财;为了使民好过,必须让官难当)等"敏感问题";甚至在吕日周即将离任、前往省里赴任之际,"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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