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右手仍然有点软弱。他弹钢琴时很费劲，而他在阿莱特家常常弹钢 琴，他写字也很困难。但目前这并不重要。在他开始新的工作前，他要修改 《境况》第八、九两集，而这就够他忙的了。6 月，他在莫里斯。克拉韦尔 创立解放通讯社。他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这个通讯社的目的，如果有可能， 他们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
“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 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收到的一 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 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6 月底， 他的舌疾急性发作。他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我对他说，“真的，这一年 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他答道：“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的。”“你是说这 因为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 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他说这话的语气真使我震惊;他看来好像已 是站在生命的彼岸。而且，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超然。许多事情在他 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他常常很 悲哀，至少十分冷漠。只有一次我看到他真正很快乐，那是在 6 月里，我们 为庆祝他六十六岁生日，在西尔薇家组织的晚会上。那个晚上，他兴高采烈。 他又去看他的牙科医生，疼痛止住了。他自 5 月以来身体的恢复变得很 明显。泽登曼承认他已完全康复。有几次萨特对我说，他对这一年还是很满 意的。
但这时离开他我仍然很担心。我和西尔薇将去旅行，他将同阿莱特在一 起三个星期，同万达两个星期。我喜欢这次旅行，但和萨特分手对我总是一 件悲愁突来的事情。临行前我们一起在“圆顶”吃午饭，西尔薇四点钟来接 我。在到点前三分钟我站了起来。他给了我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 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我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这微笑和这句话在 我心中留存了很长时间。我给“告别”这个词以最终的意义，那是在一些年 之后;但毕竟我是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我同西尔薇去意大利，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波伦亚。早上我们乘车去东 海岸。沿途风景淹没在一片暖雾之中，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一 种荒谬感和被遗弃感。我在这儿干什么?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当然对意大利 的喜爱又很快地抓住了我，但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哭很长时间。
这时萨特在瑞士;经常有电报拍来说他很好。但当我到达罗马时，发现 了阿莱特的一封信——萨特原是准备同我在这儿会面的。7 月 15 日萨特旧病 复发。像上一次一样，早上醒来，萨特发现他的嘴歪了，而且比 5 月的那次 还厉害，他发音困难，手臂对冷热几乎没有感觉。阿莱特带萨特去看伯尔尼 的一位医生，而萨特绝对禁止她让我知道此事。三天后这危机过去了;但她 打电话给泽登曼时，泽登曼说：“他之所以病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动脉老化 了。”
我到台尔米尼站去接他。我还没看到他，他就先远远地向我打了招呼。 他穿一身浅色衣服，戴了一顶帽子。他的脸是肿的——他的一个牙齿有脓肿 ——但他的身体看来还不错。我们住进旋馆六楼我们的那个小房间。这房间 有一个阳台，在阳台上我们可以越过意大利皇宫、罗马万神殿的屋顶、圣彼 得教堂和议会大厦而远眺一望无垠的景色，万家灯火直至午夜才点点熄去。 这一年，阳台的一部分改作一个客厅，由一个玻璃隔板把原来露天的那一部 分分出去，这样，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儿呆着。萨特的脓肿消退了， 他没有别的毛病。他不再显得冷漠，而是充满生命和欢乐。他夜里到凌晨一 点才睡觉，七点半左右起床。我是快到九点才起床，每次我走出自己的卧室， 总发现他已经坐在阳台上，鸟瞰着罗马的美景或是阅读。下午他睡两个小时， 他的昏睡病再没有发作。在那不勒斯他同万达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就便他 重游了庞培古城。在罗马我们几乎没有散步的欲望，呆在房间里，没去哪儿。 两点左右我们在旅馆附近吃一个三明治;晚上我们步行到纳文广场或附 近的饭馆吃饭，有时西尔薇驾车送我们去弗雷斯特维尔或瓦埃·阿皮亚·安 泰卡。当路上日晒厉害时，萨特就注意地戴上帽子。他按时服药，吃午饭时 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饭喝点啤酒，然后，在阳台上饮两杯威士忌。不用咖啡， 茶也只是在早饭时用(有一些年，他在五点钟喝一种极其强烈的饮料)。他 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同时读意大利侦探小说《黄色》作为消遣。我 们经常去看罗森娜·罗桑达。一天下午，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德迪杰来看望 我们。
就萨特这次在罗马度假的情况看，人们会估计萨特还能活二十年。更重 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这种希望。一天，我埋怨说，我们看到的《黄色》总是 同样的，他说：“这是自然的。它们的数目有限。再过二十年来这里，你就 可以读到一批新的东西。”
萨特回到巴黎时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的血压 170，反应能力也不 错。他半夜十二点左右睡觉，八点半起床，白天不再睡觉。他的嘴还是有点 麻痹，这使他咀嚼起来很费劲，有时说话口齿不清。他的手写字也有点握笔 不稳。但这些事并不使他担忧。他再次对人与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家庭 的白痴》前两卷受到的热烈欢迎使他非常感动;他把第三卷交给伽利玛出版 社并着手写第四卷，在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认真阅读和 评论我即出的一本书《言行已毕》的手稿，给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11 月中旬我写道：“萨特的身体是那样的好，我几乎完全不用担心了。”
11 月底，同富柯和热内一起，他参加了古特多尔区抗议杀害一个十五岁 的阿尔及利亚人德杰拉利的示威活动。10 月 27 日，德杰拉利那栋楼房的看 门人向德杰拉利开枪;这个看门人说，当时这孩子在大吵大闹。这个人的话 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他把这孩子当作小偷了。
萨特沿着布瓦索尼埃街走在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前面，后面两人 举着的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向该区劳动者发出的呼吁。警察认出萨特，没有进 行干涉。萨特手拿传声筒作了演说并宣布成立德杰拉利委员会的常务办公 室，从第二天起这个常设办公室就设在古特多尔教区的礼堂里，直到人们找 到另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办公室为止。示威队伍一直行进到小教堂大道，富 柯讲了几次话。萨特希望自己参加这个委员会办公室。但是，几天后，当他 和热内一起进午餐时，热内劝他不要参加，因为他觉得萨特太劳累了。
我不知道萨特是否意识到自己难以胜任此事;12 月 1 日晚上，他突然对 我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七十岁。”我不同意他这话。他 接着说，“你自己就对我说过，一个人的病发作第三次，就很难恢复。”我 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没有;即使说过，无疑这也是告诫萨特在健康问题上不 要掉以轻心。“你的几次发作都比较轻，”我说。他又继续说：“我担心自 己完不成《福楼拜》。”“这很让你伤心吗?”“是的。”然后他对我说到 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是非常简单的，他要求火化。最重要的是，他不 愿意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有许多毛主义者为他 送葬。他告诉我，他不怎么经常想这事，但他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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