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绪也是不断变化的。1972 年 1 月 12 日，他 曾非常愉快地对我说，“我们大概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2 月底，他说， “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十年。”有时，他在谈笑间提及自己受到的“微小打击”。 他已经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了。
1972 年
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 者招待会。1972 年 1 月 18 日，他和米歇尔·维恩到“欧洲大陆”旅馆同“红 色援助”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 会面。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 他们来到司法部。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人们高呼“普 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的口号。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 集会。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 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①。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 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盖 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法耶的一张桌子帝。他 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 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 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 事。《现代》的同事②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 己的一生。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当然，看到他总 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 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 ——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 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 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 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 朽。然后，他称为“写作神经病”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 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
接着，他在电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赞的友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他开 始阅读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作品。快满十八时，他在一个笔记中按照字母顺 序写下了他的种种思想(这个笔记本是他在地铁捡到的，是米迪厂的产品)。 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一切有关自由的想法。然后他简洁地讲述了他在巴黎高师 度过的愉快时光，他谈到他和他的册友们的青年时代是那么温良、困惑而又 保守、虔诚。他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一本书而步入哲学领域，从那以后，哲学 对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学。”
他谈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谈到他的教师职业，他对于 进入成年期的厌恶感，以及由于这厌恶感和他为探索人的想象而给自己注射 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他也解释了小说《恶心》和《墙》对他意味着 什么。
他接着谈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营的日子，《巴理奥纳》的创作， 重归巴黎，剧本《苍蝇》问世，然后谈到存在主义的流行，40 年代末对他的 ① 巴黎全体新闻记者联合起来进行抗议：他们在内政部前组织了一个大示威活动。
② 除了郎之曼都在场，郎之曼当时在以色列。
种种攻击，文学介入的意义以及他政治立场——他参加了革命民主联盟，以 后又同它断绝关系，他在 1952 年决定接近共产党，因为反共产主义的凶恶浪 潮席卷法国，特别是因为杜克洛事件和信鸽事件。他谈到戴高乐“是历史上 一个有害的人物”，他揭露现代社会的卑鄙。
他谈到道德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他说，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他的毛主 义者朋友以另一种形式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把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用 很长的时间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对我来说，这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搞清 楚是选择政治还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现在我是返本归源， 也许要丰富一些——我把自己置于群众活动之中。目前，几乎到处都有道德 问题，道德问题无非是政治问题;在这一方面，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同毛主 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我阐述过两种伦理观，先是在 1945 年到 1947 年期间，那时的看法完全搞错了??后来我在 1965 年前后所作的笔记阐述了 另一种伦理学观点，也包括实在论和道德问题。”
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回到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上来：传统知识分子 和他现在选择成为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电影还没有拍完时，2 月 24 日，一个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律师邀请萨特 给布鲁塞尔的年轻的律师们作一次关于镇压的演说①。我们下午一点钟出发， 上了高速公路。西尔薇开车。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暖人。中午我们停车休 息一下，吃了西尔薇准备的牛角火腿面包。五点半我们到达布鲁塞尔，很快 找到了那家旅馆，房间已预先给我们订好。我们安顿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间， 拉莱曼特和弗斯特雷顿在那儿迎接我们②。弗斯特雷顿的一双碧眼还是那么漂 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来有点像康拉德·维德。我们同他们俩还有另一些 朋友一起在大广场“天鹅”饭店吃晚饭。这个广场是我们再三赞赏的地方。 之后我们在附近小街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去了议会大厦。
我们很快就发现，听众全是些中产阶级——妇女们的衣着都很讲究，头 发也是刚刚做好的。1968 年以来，萨特不再打领带，不穿传统的西服套装， 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头毛衣，听众对此颇多指责。事实上，萨特同这 些人确无共同之处，我们不很清楚拉莱曼特邀请萨特来此的目的。
萨特平平淡淡地读了他关于阶级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的演说稿。他说，
在法国，“有两种正义：一种是官僚的正义，它是要把无产阶级束缚于它的 条件之下;另一种野性的正义，是无产阶级和老百姓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证 明他们的自由的伟大时刻。??一切正义都是来源于人民。??我选择人民 的正义作为最深层的和唯一真实的正义。”他接着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 选择了人民，他就应该知道，在宣言下签名，举行平静的抗议、集会或者在 改良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谈阔论而 是实践，通过他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让人民说话。”他说明了《人民事业报》 的特点和他本人在这报纸中所起的作用。
萨特列举了盖斯玛、罗朗·卡斯特罗的情况和“《人民事业报》之友” 事件说明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断恶化的监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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