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灿烂春天。一时间，太阳成了夏日的骄阳; 嫩芽吐绿，万木返青，公园里鲜花盛开，鸟儿也放开了歌喉;街上洋溢着清 新的青草味。
① 共产党所说的“他们”是指左翼和资产阶级。
② 一个争取女权运动的团体，我是领导者之一，那天的会我不能不出席。
① 不过它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总的说来，像一年前那样，我们愉快地照常生活。我们经常去看望老朋 友，有时也去会一会和我们认识但不太熟的人。我们同蒂托·杰拉西一起吃 午饭，他从美国回来，用好长时间给我们讲述两个黑豹党头目克利弗和休伊 之间的争斗。尽管他对克利弗也怀有好感——认为他很聪明，较活跃——但 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责任感。他希望萨特参加他的活动，但是萨特由于未掌握 足够的情况，拒绝参与任何行动。
我们也同托德一起吃过午饭，他经过长期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看来这对他是非常要紧的事。自从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尼赞的女儿(我们 都很喜欢她)——我们就很少见到他。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父亲，萨特——他 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方式表现出来——把自己的一 本书题词献给托德：“为了我的反叛的儿子。”但事实上，萨特从来没有过 要一个儿子的念头。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对孔达说：“我从来没有 想过要一个儿子，从来没有;在我同比我年轻的人的接触中，我没有寻找父 子关系的代用品①。”
我们和西尔薇、阿莱特一起，去圣保罗·德·文塞，我们每日的生活和 前一年大致相同。我们看书，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气散步，听电台播放的法兰 西音乐节目。我们重游了卡涅的梅特画廊。萨特显得非常愉快。
回到巴黎后，萨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积极活动。那时在巴黎地区有十 六万五千个空着的寓所。住在古特多尔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 ——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楼。他们刚住进去两天，警察就包围了这 栋楼。占房者受到围攻退到顶楼。警察带着一个长梯打碎了楼房的每一个窗 户，迫使所有的占房者离开房子。男人们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妇女和 儿童被集中在一个收容中心。
“红色援助”由罗朗·卡斯特罗领导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抗议此事。
克洛德·莫里亚克、法耶和若贝尔到会，萨特也参加了。萨特总结了自德杰 拉利事件以来所进行的活动，说明了它们的政治意义。他揭露了被他定义为 敌人的力量，即这次行动所针对的现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这些被 占的寓所都是不适于居住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实在无家可归，是不会忍受这 种居住条件的。其次，驱逐这些不幸的占房者，这是种族歧视的严重表现： 例如德杰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这也是上无片瓦的穷人不得 不栖息于肮脏茅棚的原因。买这被占住宅的公司为的是有一天去拆毁它，建 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楼，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受到当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们再 一次进入阶级斗争的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的就是资本主义。他补充说：“你 们将会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赶走之后，他们将摧毁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 萨特兴趣十分广泛，他关心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在他看来，这都是相互 联系的。4 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为海德堡病人协会成员写的关于精神病 的著作写了一个序。他祝贺他们实践了“作为反精神病学的唯一可能的彻底 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态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为马 克思主义意义上异化的真实表现正是在精神异化和对之进行打击的镇压之 中。
同往常一样，我们在空闲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朋友交往。这个春天 ① 萨特并不希望托德做他的儿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托德，他们之间只有一个非常表面的关系，这与托德 在他的书中所暗示的正好相反。
我们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进午餐①。他们对我们谈到，苏联知识分子的境况 比任何时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查科夫斯 基新写的小说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学周刊社的社长;卡 塞拉翻译了这部小说，但他后来说，这本小说不仅写得很糟而且充满了斯大 林主义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们就不再请他翻任何东西了。他为法国出版 商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来维持生活。苏联当局拒绝在他的妻 子露莎去法国的护照上签证，除非她声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观点。这是他们 长达四年之久未能来法国的原因。后来，她失去了职业，当时她仍在失业。 后来还是由于法国大使馆的努力，她才得到了护照。他们打算一年以后回巴 黎定居。索尔仁尼琴因他最近的一本书比任何时候都更担恶名，这书是在法 国出版而不是在苏联。
萨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医生对他说，10 月份将给他配一副假牙，这可 能影响他在公众场合讲话。萨特对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会或 人数较多的场含讲话，那么，将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丧失了记 忆，就一些小事说来也确是如此。但他并不感到对死亡的恐惧。博斯特的哥 哥皮埃尔当时病危，博斯特问萨特，他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答道，“有 时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尔薇对，我对自己说，要是出什 么意外就糟了。”他说的意外就是指病的发作。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是 星期六呢?”他回答说，前两次发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没想到死，只是想到 被剥夺了那样美好的夜晚。
他同戈蒂索罗有一个谈话发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杂志《自 由》上。在这篇谈话中，他分析了 1972 年发生的政治问题，并回到他所关心 的话题——知识分子的作用。5 月，他为《人民事业报》写文章，论述知识 分子对人民正义的作用。
《人民事业报》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萨特都参加了会议，
同其他报纸负责人讨论拯救它的办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劳。晚上，他 常常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一次，他只喝了一杯威士忌，说话时就 开始结结巴巴了，当他起身要去睡觉时，走起路来已是摇摇晃晃。第二天他 八点半钟自己起了床，看来完全正常。我要坐飞机去格勒诺布尔为《选择》 刊物作一次演讲，我十分担心萨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时我就预感到要有坏消 息。果然，上午十一点半阿莱特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晚上，她也离开了巴黎， 那天晚上萨特一个人在她家看电视(他自己家里没有电视)。布依格在将近 午夜时到了阿莱特的住处，发现萨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 时才把他扶起来，然后陪他步行回去。萨特住得不远，但在路上跌倒了，鼻 子出了血。上午，萨特打电话给阿莱特，他的头脑看来还清醒。我两点钟去 看他。他擦伤了鼻子，嘴有点肿，但头脑是清醒的。经我再三坚持，他答应 星期一去看泽登曼。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趁着米歇尔同他一起喝咖 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电话给泽登曼。他说，萨特不要等到星期一，应该 立即来。我又回到饭店。萨特不情愿地咕哝了一会，终于同米歇尔到医生那 儿去了。六点左右他回来了。他的反应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压——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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