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爱姆·伯尼尔有一个谈话录。《萨特论毛主义者》，发表在 1973
年 2 月号的《现状》。他分析了自 1968 年 5 月以来他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 介入《人民事业报》。他说，“我相信非法活动。”他仍然把相当多的注意 力放在《现代》上面，在它的 1 月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选举：一个欺骗 傻瓜的圈套》。在这篇文章中，他拒绝间接民主体系，认为这是有意让我们 变得软弱无力——把选民分裂成原子，把他们变为系列。这一期所有文章的 宗旨都是同样的，表明《现代》同人们在政治上的一致。这一期在读者中造 成了极大反响，萨特感到非常满意。2 月，他在接受《明镜》的一次采访中 又回到他对法国政治的分析。
在这一个月里他和《解放报》记者还调查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大住宅 区。他觉得这次考察没有多大用处。在《解放报》6 月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 的讨论中，一些青年人发了言，萨特参加了讨论会但没有讲话。
2 月底，萨特的支气管炎发作。他很快康复了，但这使他有些疲劳。3
月 4 日(星期天)，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解放报》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 篇文章，这个晚上我和米歇尔·维恩同他一起去编辑部办公室。有许多人在 那儿从收音机里听选举结果，收音机的噪音、人们的争论声，十分嘈杂。萨 特坐在桌子一角，为第二天的《解放报》写一篇重头文章。萨特十分自豪， 他写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闹环境的影响。而我却在一旁为他的身体担心。这 天晚上对于他是严峻的考验。第二天他同米歇尔在“圆顶”吃午饭，她总是 让他喝得太多，他们为了一个访问记又回到报社。一路上交通拥挤，去的时 候坐出租车走了三刻钟，回来也是这样。那天晚上将近七点钟，我碰到他，
① 这是萨特仁爱之心的一个例子：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帮助别人，即使他对这个找他的人很少好感。
他对我说他很疲乏。八点左右他去阿莱特家看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后来 她告诉我，他到她家时精神不太好。接着第二天中午前后，阿莱打电话给我： “萨特不怎么好。”前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他的病突然发作。他的脸扭 歪了，烟从手上掉下来，明明坐在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儿?”他好 像一个九十岁的老糊涂。手臂第三次麻痹。泽登曼早有提防。马上去给他作 佩尔瓦卡明注射。萨特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歪了，但头脑 还是不怎么清醒，我给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莱布教授打了电话，他答应我 在两天内来看萨特。
这天晚上博斯特来看我们。萨特在他之前到我这儿。我对萨特谈到他的 病的发作;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我们同博斯特讨论了议会选举。萨特一定 要喝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将近十一点，他已经支持不住。我把他扶上床。博 斯特十二点左右离去，我在长沙发上和衣而睡。
早上九点，萨特出现在我寓所上面的阳台上。“你还好吗?”我问。他 摸摸自己的嘴，说道，“还好。我的牙不疼了。”“你的牙并没有疼过呀??” “哪里，你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们和阿隆在一起。”说着他突然去了 洗澡间。当他下来喝他的水果汁时，我对他说：“昨晚来的不是阿隆，是博 斯特。”“噢，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你记得吧，昨天晚上开始是很愉 快的。后来你喝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你累了。”“不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 是因为我忘记取下我的耳塞了。”
我真是惊慌失措了。莉莲接他去喝咖啡，将近十点钟她打电话给我。事 情更糟糕。萨特对她说：“我同乔治·米歇尔度过了一个极好的夜晚。我愿 意同他言归于好。人与人之间不和这太可笑了。他们待我很好，让我在十一 点上床去睡。”(萨特根本没有同乔治·米歇尔不和。)接下来，他继续胡 言乱语。
我打电话给莱布教授，请他当天来看萨特。他说，这种症状实在不是他 的专业领域，他将为我和一个神经病专家 B 医生安排一个约会。这约会定在 晚上六点。
五点半我和西尔薇到阿莱特家接萨特。他看来还正常，我带他坐车去看 B 医生，我对 B 医生说明了病情。他对萨特作了检查，开了一个处方和一个 女医生的地址，萨特要马上去作一个脑电图。西尔薇本来在一个咖啡馆等我 们，也陪同我们一起前往。我们两人在一个很现代的大楼门口同萨特分手， 然后去一个糟透了的咖啡馆等候，这咖啡馆用红色灯彩装饰，一只鸟，不停 地发出“你好，拿破仑!”的叫声。一个钟头后我们去医生那儿，在一个安 静舒适的接待室里等候。八点左右萨特见到我们。脑电图没有发现任何严重 的异常现象。我们乘车回到我的住处，途中西尔薇下车。萨特说女医生非常 和气;她带他到阳台上看景色，还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这显然不是事实。B 医生禁止他抽烟，但萨特决心不理睬。这个晚上我们玩了一会跳棋，很早睡 下。
第二天萨特看来情况还好。但在十一点，莉莲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一起 吃早饭时，他说起胡话。他不认识她了——一会儿把她当成阿莱特，一会儿 又当成我。她说她是莉莲·西格尔。他却回答说：“我认识莉莲·西格尔。 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教瑜伽。”这话本不错;但他以为莉莲和他说的这个 教瑜伽的老师不是一个人。他还问：“昨天同我和海狸一起的那个姑娘是 谁?”“她肯定是西尔蔽。”“不，不是西尔薇。是你。”
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又谈到那个女医生给他一杯威士忌的事。我对他 说，他肯定记错了。他承认了这点。整个下午我都在他的住处。他看书，我 也看。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他同 B 医生在萨尔佩特里尔有一个约会。我八点到 他门口时，阿莱特也在那里，她是来和我们一起去的，她按了门铃，没有任 何反应。我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萨特还在酣睡。他很快穿了衣服，我们赶 忙坐车前往医院，那儿有一位男护理人员在照管他。我和阿莱特出去找出租 车时，她提了建议：她陪同萨特去朱纳斯住一些时候来恢复他的健康。我建 议他随后来阿维尼翁找我。但是他同意去吗?她说，萨特现在说“不”往往 就表示“是”的意思，当别人强迫他时，他也并不生气。中午我在萨尔佩特 里尔见到 B 医生。他告诉我，萨特患了缺氧症，即一种脑窒息。烟草是一个 诱发病因，但根本原因是他的动脉和小动脉的情况。他赞成到乡村去住一段 时间的想法，萨特也没有争辩就同意了。B 让萨特写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 很轻易地写了出来，于是 B 自信地说：“我们会治好您的。”
下午我又见到了萨特，晚上他在万达家度过，莉莲·西格尔的儿子开车 去那儿接他回我的住处。万达后来告诉我，萨特的精神有些错乱，他对她没 完没了地说一个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第二天，星期六，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度 过的晚上是不愉快的。萨特固执地要喝酒、抽烟，我和西尔薇为劝阻他而精 疲力竭。第二天吃午饭时我们责备他，颇使他难堪。他的电梯又坏了，但他 一定要登上十楼回到他的房间工作。说到工作，那时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希 腊抵抗运动的文章，他反复阅读一本很不错的书《游击战士》，但我想，他 恐怕没有记住什么。这天晚上我们在我的住处玩跳棋。他明显地好了一些， 但他的记忆仍然恍恍惚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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