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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传_[法]西蒙娜·德·波伏瓦【完结】(41)

  这一年的暑假也过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们,8 月里我们又 回到这里来了。这次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带着相通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一 直看到花园。我们常在阳台上坐着读书、谈话。有时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 吃午饭,他很喜欢在那儿吃饭——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萨特几乎不能走路 了。或者在旅馆的花园里吃午饭。或者由西尔薇驾车带我们去我们喜欢的地 方。我们常常看到远处浓烟滚滚——那是森林火灾。萨特住在这儿非常满意。 他也很高兴西尔薇——她即将返回巴黎——驾车送我们去马泰格机场,我们 在那儿乘飞机去罗马。我们又住进了我们的老房间,观赏着白色的圣彼得教 堂,在阳光下灿灿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往日的宁静的生 活习惯。萨特经常看望住在罗马的一位美国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结识。我们 两人一起去看艾丽丝·施瓦尔泽,我们去看克洛德·库奇,他同一个朋友卡 特琳·里霍伊特住在这个城市。库奇对萨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绪感到 惊讶。他不很了解萨特,但他曾想象过萨特的病状和丧失视力会给他沉重的 打击,然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活快乐的人。萨特出现在公众 ① 这些记者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思是说萨特现在开始接近右翼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场合时,常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吕泰塔旅馆相会之后,雷蒙·阿隆在写 给克洛德·莫里亚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已死的人②。”但 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谈的人都被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动。

  他同意接受 M.-A.马乔希的采访,她在《欧洲》上发表了这个访问记。 但他不很喜欢它。

  我们离开巴黎后不久,莉莲·西格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戈 德曼被害的消息,我惊呆了。戈德曼总是准时参加《现代》的会议,我开始 就很喜欢他,后来变为一种深沉的感情。我喜欢他冷嘲热讽式的智慧,他的 快乐,他的热情。他充满活力,语惊四座,独具怪才;无论是对敌对友,他 的态度是经久不变的。他被打倒时仍从容镇定,使他的死愈加耸人听闻。萨 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他现在对一切都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

  我们回到巴黎时萨特希望参加戈德曼的葬礼。克莱尔·埃切雷利驾驶她 的小汽车送我们夫太平间。我们没有进去,但我们随柩车到了公墓的门口。 这儿拥挤不堪,我发现很难过去,虽然人们认出了萨特,纷纷有礼貌地给他 让路。但汽车又不允许越出某一地区。萨特和我缓慢而艰难地通过拥挤的人 群,埃切雷利留在车上。走了一会儿萨特感到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想让他坐 在旁边一座墓上歇一下,这时有人拿来一把椅子。萨特坐在上面,我们在那 儿歇了一会,一些不认识的人围着我们看了又看。幸好勒内·索雷尔看见了 我们;她的汽车就停在我们旁边。我们请人转告克莱尔·埃切雷利我们走了, 便进了勒内的车。

  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我有点担心这事。接连三天我都在问他:

  “你的工作进行得怎样?”第一天他说:“进行得不好。我们一上午都在争 论(某个问题或另一个问题)??”第二天他答道:“还是不怎么好。我们 不一致。”第三天他说:“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我担心他可能会作出太 多的让步。我很想及时了解这谈话,但它们录音后由阿莱特拿去整理和打印 出米。她干得很慢。萨特对我说,什么都还没弄好。

  11 月,他为《晨报》同卡特琳娜·克莱芒有一个谈话,并和报社的编辑 们吃了一次午饭。12 月,他对贝尔纳·多尔谈到他对于戏剧的思想。谈话发 表在《戏剧作品》杂志上,他谈到他喜欢的剧作家——皮兰德洛,布莱希特, 贝克特——并详细叙述了他自己的戏剧历史。1980 年 1 月,他发表声明抗议 对安德烈·萨哈罗夫实行软禁,支持联合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2 月 28 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恋月刊《快乐的脚步》的访问,他同卡特琳娜·克莱 芒和贝尔纳·班戈为即将出版的一期《弓》进行了一次谈话。

  ② 《不变的时代》,克洛德·莫里亚克,第六卷。

  1980 年

  2 月 4 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 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 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 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啊,太阳!”他狂喜地喊道。我们 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 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 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

  3 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 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 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 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 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 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 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 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 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但你也爱喝酒,”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 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日久成自然,”并不是这么回事①。时间 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 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 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 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莱维署名,贝利·莱维是维克多的真 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复数的思想”完全没有关系。 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 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 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 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 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 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 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维 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他 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 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 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 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 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 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 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 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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