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引《尚同篇》而论曰：
由此观之，则墨子谓人民总意终不可得见;即见矣，而不足以为立法之标准。若儒家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墨子所不肯承认也。
此尤厚诬墨子也。
第一，墨子所谓《天志》者，何也?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篇)。是墨之天志终以民利为归也。
第二，墨子所谓“壹同天下之义”者，非绝对的命令法也。乃欲建立正长，欲“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震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者，无他故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此尚同(当作“上同”)之真意也。此与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何以异乎?墨子岂不承认“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乎?
第三，墨子言治，尤以民利为立法之鹄。其言曰：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非乐·上》
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非命·上》
此非人民总意之说耶?此非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乎?而谓“墨子谓人民总意终不可得见。即见矣，而不足以为立法之标准”。真厚诬墨子矣。
此书第五章论法治主义之发生：
(一)放任主义与法治主义。
(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三)礼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四)势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五)法治主义之发生及其衰灭。
梁氏为之图如下：
全章论诸家得失，甚多可采之处。以辞繁，不具载。
梁氏此书有大弱点三焉。
第一，不明历史上诸家先后授受之关系。即如上表，以“两别法”(dichotomy)示诸家关系，何其疏也?其实诸家关系略如下表：
〔注〕“制治”叔向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说非“人治”所能尽，故以“制治”名之。“政治”者，以政为治，包举礼俗法律而调和之，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政治云尔。
第二，梁氏于孟子、墨子、老子、荀子之学说似无确见。
第三，梁氏不明诸家之名学，故于法家学理上之根据茫然无所晓。
四三、《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三日初稿)
昨日读书不乐，因作一词自遣。
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四四、怡荪、近仁抄赠的两部书
(四月十三日)
昨日怡荪寄赠所手抄之俞樾《读公孙龙子》一册，读之甚快。
友朋知余治诸子学，在海外得书甚不易，故多为余求书。去年近仁为余手写吴草卢《老子注》全书，今怡荪复为写此书，故人厚我无，可感念也。
四五、灯谜
(四月十三日)
叔永寄示所作灯谜两条：
(一)“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此余《满庭芳》词中句也)(打地名一)--鸟约。
(二)闰十二月(打诗一句)--“两山排闼送青来”。
余寄叔永书曰：“灯谜第二则甚妙。将‘十二月’三字挤成一字，写‘排’字‘送’字之强硬手段如生。惟‘两山’不知下落，又门内之‘王’尚未逐出，非再革命不可。”
余所作灯谜，以
花解语(打魏武帝侍一句，对偶格)--“对酒当歌”
为最得意。近作一条：
两(打欧阳永叔词一句)--“双燕归来细雨中”
颇自喜。然此谜实脱胎于《品花宝鉴》中以晏叔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射一“俩”字之谜，而远逊其工矣。
叔永答书：“偶因赵宣仲示我旧谜一则，以‘两山相背背相连，两山相对
对相连，两山相对不相连，一道文光直上天’打‘王曰叟’三字，此吾‘两山’二字之来历也。来书谓‘门内之王尚未逐出’，岂知已化作两山乎?”附记之
以志吾过。
四六、《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四日改稿)
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来，干卿甚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
何须刻意雕辞。看一朵芙蓉出水时。倘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言之无物，何以文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今日改昨日之词，似稍胜原稿。
古人有用庄生“亦与之为无町畦”《人间世》一语入诗者(似系韩退之)。今读“何必与之为笑啼”句，偶忆及之，故记之。
李白诗，“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乃指荷花，非木芙蓉也。
四七、《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六日第三次改稿)
后两日又改作下半阕如下：
(上半阕，同上)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
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末句又拟改作“从今后，待扫除陈腐，重铸新辞”。)
此一词改之数日始脱稿，犹未能惬意。甚矣，“做诗容易改诗难”也。
朱彝尊《解佩令》词：“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秦七，秦观也。黄九，山谷也。玉田，张炎(叔夏)也。余借用其语而意自不同。竹垞犹有所师。而余则欲不师古人耳。
四八、吾国文学三大病
(四月十七日)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而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赝鼎?“诸生不师今而师古”，此李斯所以焚书坑儒也。三曰言之无物。谀墓之文，赠送之诗，固无论矣。即其说理之文，上自韩退之《原道》，下至曾涤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庄周乃绝不可得。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馀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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