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建皇家园林。清朝的许多皇家园林和建筑都是在乾隆朝兴建或开始兴建的，比如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避暑山庄等。这些建筑有的经过后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经被毁，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不体现出了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样值得称道的有：
一、统一了整个新疆地区。乾隆时期，先后两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尔的叛乱，并使土尔扈特部回归，统一了整个新疆。此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及劣谟大臣;乾隆还设置了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巡查边界;并移民屯边，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而乾隆时期在两次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乾隆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他们的任命，也“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進行。即把呈报出世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上，放進皇帝颁发的金本巴瓶内，诵经七日，届时，驻藏大臣亲临监视抽签，然后再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方为有效。其它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视国境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此外还整顿西藏地方军队组织，加强防务，铸造西藏地方银币。通过这些措施，西藏“事权始归一”。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实行全面的管辖。
乾隆时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主要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而乾隆时期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
此外，南方双季水稻种植的推广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广，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進一步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明显的增加。桑、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化农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手工业生产在康熙中期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织业的主要产地是：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发展十分迅速。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進，“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而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進。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的最大中心。乾隆时，不仅官窑众多，而且“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制糖业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时期，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矿冶业在乾隆时期也发展到鼎盛，云南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此外，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
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自然也促進了商业的繁荣。当时中国的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干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其它繁荣的都市还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镇也发展起来。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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